內容提要: 本世紀30 年代引進革命文學理論與80 年代以來大量引進西方文論的比較: 話語的硬性封閉和彈性派生, 從一元延續到多元共生。追逐新潮, 多元話語交織, 中國當代文論話語和范疇的斷裂和錯位。引進理論, 解讀經典文本, 不應簡單地求同, 而應著力在求異之中達到突破和創造。?

　　80 年代初期以來, 引進西方文論的潮流, 可能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規模最為宏大, 成就最為壯觀, 對我國文論建設的促進最為巨大的一次。它結束了我國的文學理論自我封閉、自我窒息、自我麻醉的危機狀態, 推動我國文論的高速發展, 在現代化尚未實現的中國創造了與西方后現代思潮“超前”接軌的文化奇觀。?

　　但是, 西方文論如此高速的引進, 也帶來了苦澀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論, 任何一種權威的理論話語都有其澄明的一面, 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們的任務就是消除障蔽。?

　　問題在于如何消除這種障蔽。中國古典文論向現代轉化的命題的提出, 提供了一條途徑。但是, 古典文論的“轉化”, 對于西方文論來說, 就意味著不是求同, 而是求異; “現代轉化”, 對于古典文論來說, 也不是簡單求同, 而是求異。但是, 作純粹理論的回答, 是無力的, 因為每一個范疇的派生, 都意味著文化歷史語境和思維模式的反復搏斗。本文試圖通過中國現代文論引進的兩個階段的比較來回答這個問題。?

　　( 一) 話語的硬性封閉和彈性派生

　　30 年代的文論家引進革命文學理論, 是為了解決文學的問題, 但是, 革命文論話語中, 充滿了哲學的普遍規律, 作為普遍的大前提, 并不能演繹出文學的特殊規律來。“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 就是因為, 它窒息了文學形象的特殊性①。早期的革命文學理論家不是正視矛盾, 而是以理論的話語權威, 來消解這種矛盾。共同的傾向是, 但求其同, 拒絕或者藐視明顯與之相異的文學現象, 即使感覺到了障蔽的存在, 也不惜歪曲, 將其納入現成的有限話語之中。錢杏眓的《死去了的阿Q 時代》, 強行求同, 硬性歪曲, 可以說是這種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態, 就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 把復雜的文學現象看得簡單了, 以為一切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就連魯迅也一度以為讀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 就解決了文學史家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

　　其后果是理論本身的生命遭到了極大的威脅。?

　　這就不能不逼出來另一種傾向, 那就是從革命文論的話語進行著重點的轉移和話語的派生, 以求得理論和文學的矛盾的緩解, 激活革命文論的生命活力。但是哪怕是微小的調整, 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今天我們即使反復閱讀胡風與周揚當年關于典型的爭論, 往往很難抓住要領, 就是因為, 他們二人在共性和個性的對立統一上, 并沒有根本的沖突, 胡風也并不想突破這一對經典理論的框框。只是周揚把重點放在社會的、階級的共性上, 胡風把重點放在個體的個性上。周揚說, 典型就是階級的群體性和個性的結合, 根本感覺不到二者之間有什么矛盾; 而把個體看得更重要的胡風卻強烈地感到, 不存在任何抽象的階級和群體, 他強調共性只能是單個個體的共通性。在這個意義上, 他說, 社會的群體的共性與個性不能相容。我們可能要為他們糾纏字面, 意氣用事感到困惑。其實, 困惑的不僅是我們, 首先是胡風, 他只能以有限的話語說話, 離開共性和個性的統一, 他就沒有話可說, 但是就在他沒有話可說的地方, 也就是所謂被障蔽了的地方, 他感到了最重要的東西: 普遍的階級性、群體性, 是抽象的, 無條件地肯定階級的群體性, 正是導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 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棄群體性和階級性的話語, 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 在用文字魔術的掩蓋之下, 把中心向個體和個性傾鈄②。范疇和話語的封閉還是開放, 之所以成為爭論的焦點, 原因在于一方認為: 理論本身的權威就是生命力源泉。?

　　從40 年代到50 年代, 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傾向有所緩和, 從學術理論上來說, 是比較軟化了③。但是總的來說, 仍然處于求同階段, 每逢遇到理論話語與文學實踐發生矛盾的時候, 不是以文學特殊規律去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話語, 而是以哲學話語的普遍性掩飾文學的特殊性, 以社會功利性抹煞文學的審美價值。?

　　但是, 文學的審美本性與政治工具論的矛盾, 是不可回避的。這就不能不動搖了單純求同的思維定勢。于是就產生了一種新的傾向: 更加自覺地在革命文論體系中尋覓最有彈性的局部, 在主流話語上求同的同時, 適當地在派生話語上求異, 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話語的派生性話語: “主觀戰斗精神”、“主觀擁抱客觀”、“中間人物”等等, 前赴后繼。革命文論家們已經不再滿足于在原有話語內部作側重點的調節。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胡風, 在他看來, 最富有彈性的局部, 首先就是創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觀的局限, 作家不一定要通過思想改造, 只要通過主觀擁抱客觀, 寫真實, 也可以走向革命。在反映客觀生活的前提下, 他強調作家的主體性的表現, 他甚至認為, 當阿Q 拿著筆在畫圓圈的時候, “這個跪在地上畫圓圈的阿Q, 同時也正是作家魯迅自己”④。開明的革命文論家所追求的不過是加強革命文論的彈性; 對于可以同化的東西盡可能地彈性地開放, 減少排它性。對于難以用現成話語同化的現象, 就要派生出一些從屬性的話語來, 強化其開放性。?

　　核心話語求同, 派生話語求異, 是我國革命文論家尋求理論發展的一大發明。?

　　雖然胡風后來在50 年代中期遭到整肅, 但是, 矛盾仍然不可回避, 舍不得犧牲藝術的審美特性的理論家, 總要找尋新的彈性突破口, 提出派生話語。一直批判胡風的何其芳, 在胡風失去自由以后, 回避了敏感區, 為了將階級性這樣一個基本話語從彈性轉向開放, 提出了新的派生話語。1956 年9 月, 他在《論阿Q 》中, 提出如果把阿Q 僅僅當作落后農民的典型就低估了它的重大意義, 阿Q 精神的共性并不是一個階級的現象, 而是在不同階級身上都可以出現的。阿Q 是有階級性的, 但是阿Q 精神卻是超越階級的。這就是著名的“典型共名”說。直到60 年代初期, 不顧越來越激烈的對于所謂人性論的批判和聲討, 他一直堅持認為, 標志著最高成就的文學典型, 如唐·吉訶德、哈姆雷特、賈寶玉、諸葛亮、孫悟空之所以不朽, 就是因為他們超越了階級性, 成了人類某種精神的一種“共名”⑤。不管何其芳當年的這種說法有多少缺陷, 我們不能不看到, 他的派生話語, 在求同的框架里, 強化了求異的成分, 正是這種求異的成分, 推動著革命文論的發展。?

　　盡管特殊的政治風波一再壓制派生話語彈性求異, 但卻不能最終窒息以派生話語尋求彈性突破的傾向, 每當適當的外部條件成熟, 彈性求異的傾向總是不斷轉移方向, 尋求新的突破。而這就留下了理論曲折發展、提高層次的軌跡。雖然政治形勢一旦嚴酷, 探索遭到整肅, 只不過意味著, 彈性的部分遭到封閉, 變成了理論的禁區。但是, 這并不意味著理論的發展的終結, 而只意味著主流話語生命的“休克”, 不得不借助體制性的力量的特別保護。?

　　盡管形勢嚴酷, 但有一個領域是例外, 活躍著產生派生話語的溫床, 那就是經典文本解讀的領域。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擋為復雜現象尋求新的解釋的努力, 求異的傾向, 話語派生的追求, 總是曲曲折折地運行。在這個領域里安全系數較大, 解讀的可能性也比較多。封閉性的文論在經典文本面前, 面臨著極其嚴峻的考驗: 如果它不能否決經典文本的藝術價值, 經典文本就以其不可辯駁的權威性否決革命文論的可信性。正是因為這樣, 在經典文本的解讀和封閉話語的較量中, 后者總是不得不作出妥協和讓步。?

　　簡單求同和彈性求異的反復較量貫穿在革命文論引進的全部歷史過程中。?

　　在50 年代初期, 在比較寬松的政治環境里, 簡單求同的傾向大量地以貼標簽的形式出現, 在抗美援朝強調愛國主義的時期, 屈原的詩就被何其芳、郭沫若認定為“愛國主義”。到了要求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世界觀站到“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的時候, 李后主的詞就被授予了“人民性”的桂冠⑥。最為突出的是一位蘇聯理論家在《共產黨人》雜志上, 根據列寧哲學史就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斗爭史的公式, 推演出文學史就是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史的理論。而茅盾竟然據此寫出了《夜讀偶記》, 說中國文學史就是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 形式主義) 的斗爭史⑦。受到這個公式的影響, 北京大學中文系55 級的“紅色中國文學史”, 除了宮體詩要加以否決以外, 連陶淵明、王維都很難得到肯定的評價了。事實上, 在北京師大中文系學生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中, 王維和陶淵明已經被否定了。?

　　簡單求同的反復性, 并沒有動搖經典文本的權威, 相反迫使革命文論不得不作出話語上妥協性的派生, 在60 年代那么嚴酷的政治形勢下, 竟然從古代山水詩的解讀里引伸出來超越階級的“共同美”。?

　　在經典文本中, 凝聚著千百年來廣大人民藝術欣賞的歷史經驗積淀, 其評價的穩定性和無可辯駁性, 是任何理論權威難以逾越的, 一旦發生矛盾, 需要調整的肯定不是經典文本, 而是引進的理論話語, 正是在這里, 埋伏著理論范疇、話語派生的契機。其意義是大大高于純粹理論的辯論的。60 年代初有過對于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的大規模批判, 但其重要性卻不如對于林黛玉和薜寶釵的對立( 是俞平伯說的遙遙相對, 息息相通, 還是吳組緗說的品德的對立?) 性質的闡釋。?

　　任何外來文論的引進, 要在中國的文化土壤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而不是停滯不前, 走向僵化, 接受中國經典文本的解讀的考驗, 是起碼的條件。?

　　正是因為這樣, 五六十年代, 才產生了那么大規模的經典文本解讀的熱潮。?

　　理性反映論、革命工具論和階級論, 在理論上得到論證是容易的, 但是, 一碰到中國文學經典, 就大都疑難重重?！度龂萘x》是應該肯定的, 但是它所頌揚的人物卻是一伙軍閥; 《水滸傳》是“農民起義的史詩”, 但是起義英雄不但投降了, 而且去征討另一支農民起義軍; 《長恨歌》強調的永恒的愛情可能在封建帝王和他的小妾之間產生嗎? 這首長詩的“主題”, 就成了全國唐詩研究者的歌德巴赫猜想。在那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 《紅樓夢》被說成“階級斗爭史”, 但是《紅樓夢》中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階級斗爭, 恐怕是很難說得清楚的。如果前期的孫悟空是造反英雄, 那么后來隨唐僧取經, 降妖伏魔, 算不算是投降背叛? 如果是, 為什么又經歷幾百年的考驗, 還受到人民大眾喜愛? 單純從反映現實來說, 杜甫比之李白要深刻, 為什么毛澤東又特別欣賞李白, 對杜甫不太感興趣? 在浩劫期間, 郭沫若用地主的剝削生活為由去聲討杜甫, 留下的不是學術, 而是笑話。?

　　有限的文論話語在無限豐富的文學寶庫里, 真是可以用捉襟見肘來形容。除了從中派生出一些從屬性的話語來, 還有什么辦法解決理論的危機? ?

　　正是因為這樣, 五六十年代經典文本解讀, 以其對象的系統性和評價的反復性為特點。在解讀過程中, 古典和現代文學史一部一部地出現, 又一部一部地重寫, 劉大杰對那部很得青年歡迎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改寫了兩次( 第二次沒有改完), 林庚也改寫了他的《中國文學史》, 也是半途而廢。郭紹虞、羅根澤改寫了他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 質量并不見得有所提高。陸侃如、王季思、游國恩、譚丕謨、容庚、詹安泰都參加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和改寫。王瑤、張畢來、唐癛的著作為一代人解讀經典文本的困惑和痛苦留下了歷史的記錄。?

　　革命文論本來并不豐富的話語由于樣板戲和“三突出”的理論的出現而更貧困更封閉, 結果, 其權威性和合理性, 已經不能用自身的邏輯力量, 而靠行政強制來維持。依靠權力制造一批宏大的概念, 如人民大眾、時代精神、歷史規律等等, 其障蔽性的特點是, 單向的武斷, 取消派生求異傾向的合法地位, 反而導致文論的危機的加深。?

　　但是, 行政的強制性一旦解除, 脆弱的范疇和話語的堤防就不能不崩潰, 求異的話語思潮就不可阻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