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中國畫作品，其藝術價值高低在于文化含量的多少，文化含量越多，藝術價值越高，反之亦然。這當然是不錯的。但是，究竟怎樣來認識所謂的“文化含量”呢？

　　在通常的觀念中，文化含量是與技術含量相對立的，要想增加文化含量，必須削減技術含量，如果專注于技術之事，必然減弱了文化含量。所以，一般認為一位畫家，文化修養第一，繪畫技術第二，缺少文史、哲理、書詩修養的畫工，其繪畫的技術再過硬，也不可能創出具有較高文化含量的藝術作品來，而富于文化修養的文人，游戲翰墨，草草逸筆，也能創作出具有很高文化含量的藝術作品來。其次，一幅繪畫作品，不能僅止于運用繪畫的技術或稱繪畫語言來完成，而必須用書法的、詩文的技術、語言來配合繪畫的技術、語言來完成，是為詩、書、畫、印的“三絕”或“四全”，由于摻入了繪畫之外的文化因素，自然，也就相應地“擠出”了繪畫本身的一些因素，它的文化含量就高，否則，全部都是繪畫的因素，它的文化含量就低。

　　正是基于這樣的“藝術價值——文化含量”觀，唐宋的繪畫，尤其是畫工畫、院體畫，一段時間認為便只是“落后”的“再現”的藝術，“只有工藝的價值而沒有藝術的價值”；而明清的繪畫，尤其是文人的寫意畫，便是“先進”的“表現”的藝術，因為文化含量大于技術含量，所以，藝術價值也就高于唐宋的畫。

　　然而，這樣的認識盡管有它的道理，卻是十分片面的，偏頗的。因為衡量一個人，畫家也不例外，文化修養是不是高？“學歷”只是一個因素，而不是主要因素，更不是全部因素。古往今來，文人無行乃是一個常見的現象，這些人讀書不可謂不多，但是否可以稱得上有文化修養呢？而一個人，有高度敬業的精神，有奉獻社會、服務人民的精神，則即使他讀書不多，也可能具備高尚的文化修養。

　　其次，各行各業，繪畫也不例外，都是以“技進乎道”即高超的本專業技術來體認文化的精神。庖丁解牛，技進乎道，是片面的“文化含量”論者所津津樂道的一個范例。但恰恰是這位庖丁，他的主要精力乃至全部精力，都是用在研究宰牛的技術，而沒有分心于所謂的“文化修養”，所以能技進乎道。至于那些遠庖廚的君子，盡管有著豐富的文化修養，如果讓他們來宰牛，缺少了技，或者技不過硬，是很難進乎道的。

　　回到繪畫的問題上來，唐宋的畫工，即使缺少“文化修養”，但他們以刻苦的鉆研掌握了高超的繪畫技術，并以敬業的精神用這高超的技術來塑造真、善、美的藝術形象，體認民族的、時代的文化精神，盡管他們沒有運用“三絕”、“四全”的形式要素，但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文化含量是高還是低呢？藝術價值是高還是低呢？誠然，如鄭板橋等文化人所創作的“三絕”、“四全”的繪畫作品，從多元化的角度，也自有它們的文化含量和藝術價值，但如果即使不是作技術含量的比較，而是從文化含量上來作比較，顯然，也應該認為莫高窟的壁畫和《清明上河圖》更“先進”、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