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化中國人的作品之所以受追捧，是與其滿足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某種想象有關的，說確切些，這是一種有偏見的想象



　　●創作不能以丑為美，更不必專以蹈隙發覆，標新立異，乃或“為了大伙兒能夠記住”，以及誘人的海外商業市場而降格取媚，既自毀自戕，又糟踐了同胞



　　●我們強調丑應首先被征服然后才能收容于藝術。當此真正的藝術氣息日漸消散，藝術的否定功能日漸被削弱和淡化的時候，擁有這樣的心態尤其重要



　　在當今中國畫壇，有這樣一群畫家，說起來，他們的畫藝并不高明，大多屬無筆觸的薄畫法，但所畫的人物形象卻特別刺眼：無論大人小孩，單個還是成群，一例光頭、板寸，穿中山裝，著土布衫。最奇怪的是面部表情也一樣，不是張嘴哈欠，就是齜齒傻笑，而眼睛卻經常是瞇縫著的，如醉似睡，呆滯乏神。



　　現在，這些將表情雷同的人臉當作創作唯一主題的畫家，已被行內稱為“中國新藝術潮流的代表”，其作品在國外更是廣有影響，有的還上了《時代》雜志封面。對此，已有論者指出，這種對中國人的丑化，實際移植自100年前西方對“中國臉”的歪曲表達。筆者深以為然，想到幾年前在國外就見有人對它大力追捧，忍不住有話要說。



　　我們要直接地指出，這類作品之所以受追捧，是與其滿足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某種想象有關的，說確切些，這是一種有偏見的想象。早在十六世紀，隨著中西交流的開啟，西方人開始建立自己心目中的中國映象。雖也有學者對中國文化表示由衷敬佩，但因封建社會的積貧積弱，中國的形象被不斷地敗壞和丑化。中國人是穿馬褂著旗裝，留辮子裹小腳，吃土鼠吸鴉片，既狡猾又愚笨的丑陋一群的觀感，更被一些人無限地放大，以致到后來成了西方人集體性的想象原型與形象符碼。故當郭嵩燾出使英國，倫敦《Punch》雜志會登出一只猴子頂著清朝官帽這樣污辱性的漫畫；紐約上演馬克·吐溫的《阿辛》，劇中丹碧絲夫人會用“傻頭傻腦，笨手笨腳”來介紹身份為中國人的丑角形象。



　　今天，不斷進步的中國正向世界展示醒獅雄起的風姿，那種基于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丑化中國人的行為已不多見，但這并不表明正面的形象已經得到確立。相反，在頑固的成見以及無奈、懼怕等復雜心理的作用下，一種將中國“異類化”甚至“妖魔化”的鼓噪開始在西方出現。一些人希望藉此緩解自己內心的焦慮，更多的人受制于種種條件，盡管身處全球化時代，中國對他們來說仍僅意味著古老與神秘，有時還可能是動蕩與落后。這也就是直到今天，我們還要在國外不斷回答“你們的城市是否有電”、“寫字用不用鉛筆”這類提問的原因。這一切說明，中國的國門還得繼續敞開，中國人對自己的推介力度還要加大，努力正未有窮期。



　　但通過上面的藝術創造，我們把怎樣的自己推介出去了呢？那些被畫家反復復制的中國臉中國人，無論是打著一尺見方哈欠的光頭小腦，還是抱著咧嘴傻笑的大臉無目的奔跑的肢體，還有籠罩在灰色調里沉悶而凄涼的革命時代的臉譜化肖像，它們代表中國人嗎？



　　據畫家的解釋，之所以選擇這種繪畫策略，是為了隱喻對過去時代的反叛，包含著一種不甘再受欺騙，拒絕思考，調侃崇高的用意。可真如胡塞爾所說：“沒有現實中的形象，只有解釋中的形象”，你有這樣的意圖埋設，不等于別人一定會照此理解。譬如，你畫中的人物永遠都瞇縫著眼，做出什么也不想看的姿態，別人就完全可以解讀為他們其實什么也看不到。進而，從頭大腦小的固定化臉型，解讀出他們原是如何的渾噩懵懂，無自覺意志；從由傻笑者拼合成的現代兵馬俑式的成排構圖，想到那是“經常在亞洲人臉上看到的不安的笑容”，由此作“深度解讀”，認定他們在本質上集體性地表征了中國人的被湮沒和不自由。就這樣，這些畫最終成了一種“政治波普”。這時節，你能怪誰？更不要說，這種一成不變的癡愚呆懶形象，還有其背后所含示的對高尚的拒斥、對責任的躲避，對命運的不承擔，本身就與西方世界一部分觀者對中國人一盤散沙的歷史性認識相撞合。至于畫家毫不掩飾地稱筆下的人物為“潑皮”，評論家跟著將其哄抬為“潑皮現實主義”，就更足以帶給人時間的連鎖，讓人們聯想到很多了。



　　遺憾的是，這樣自溺的藝術創造還見諸其他藝術領域。譬如一些影像作品對過去年代格式化的集體照、標準照的片面取用，一些小說創作對人物愚昧麻木津津有味的過細展示，一些影視劇對粗鄙落后的著意抖落以及對丑星諧星的夸張運用，等等。至于戲曲、小品中以丑為美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明明演的是當代的都市故事，卻硬是穿舊中山裝，戴破鴨舌帽，如此說瘋話，走歪步，擠眉弄眼，以斗嘴忽悠為能事，且一人爆紅了，帶出一群學樣的。外國朋友都不理解，為什么你們中國人會覺得這有意思。由此一端，足可見這種自我丑化已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們無意于要求藝術家放棄中國的經驗，掩飾變革時代帶給人的迷茫和無奈，更不是主張以小頭銳面的酷哥俊臉，充為新一代中國人的標準和典型。我們是說，你不能以丑為美，更不必專以蹈隙發覆，標新立異，乃或“為了大伙兒能夠記住”，以及誘人的海外商業市場而降格取媚，既自毀自戕，又糟踐了同胞。我們注意到那位老畫光頭潑皮的畫家在作客新浪網時，面對網友“究竟外國人看中你什么”、“為什么你的畫在國外更有市場”的提問，只能王顧左右而言他。從中我們看到了成長中的中國人，他們健康的心態和自信的面孔。



　　正如開放的中國不等于會忘記苦難與恥辱，要求不忘恥辱也并不意味著走不出過去，有時候正相反，是為了走得更好，更正大和堂皇。我們強調丑應首先被征服然后才能收容于藝術，正是基于這樣的心態。當此真正的藝術氣息日漸消散，藝術的否定功能日漸被削弱和淡化的時候，擁有這樣的心態尤其重要。



　　（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原載《文匯報》2005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