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美術的發展始終關聯著現代歷史上中華民族動蕩、多舛的命運。在那個血與火交織的歲月里，大浪淘沙，烈火爍金，中國現代美術在美術形式的開拓與創新，民族化和大眾化的進展，藝術家思想與風格的轉化，以及愛國主義主題的高揚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美術史上留下了永久引為自豪的光輝的一章。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在盧溝橋點燃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火。戰爭改變了一切關系，美術活動也不例外。首先，戰爭的強烈刺激，使抗日救亡成為美術創作壓倒一切的主題，反映和宣傳抗戰，影響和教育人民參加抗戰的題材一時成為主要內容。素有反帝傳統的木刻與漫畫成為先鋒和主力。抗戰一爆發，上海的木刻家立即分赴各地進行抗日宣傳，參加救亡活動。他們舉辦木刻流動展覽，出版發行刊物、畫報，還開展木刻運動的輔導活動。上海的漫畫家也很快成立了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接著建立漫畫宣傳隊輾轉于敵后，走上街頭，舉辦展覽，宣傳抗日救亡的意義，鼓動前線將士殺敵。所到之處，不僅在群眾中產生了強烈影響，而且推動了漫畫運動的開展和新作者的產生。抗戰美術向廣闊的內地與敵后分布與深入，美術工作者在建立新的活動區域的同時也開拓了自己新的生活領域；再有，沿海大城市相繼陷落，大批文藝工作者向內地幾個主要城市轉移。在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下,經周恩來努力，把這批文藝骨干安排到實際上由共產黨所領導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下屬的各個部門，并把上海漫畫宣傳隊和其他演劇隊、宣傳隊納入編屬。當時的美術科集中了倪貽德、王式廓、馮法祀、羅工柳、力群、王琦、丁正獻、賴少其、葉淺予、沈同衡、李可染、周令釗、盧鴻基等一批在油畫、國畫、木刻、漫畫方面各有擅長的藝術家，大家在民族解放的目標下，打破畫種的界限，結成了開展抗日美術活動的一個團結的活躍的集體。
　　參與這些布畫創作的除三廳美術科成員之外，還有武昌藝專的師生，在唐一禾教授的帶領下，畫了四十多幅巨形宣傳畫在武漢街頭展覽。后來唐一禾先生還繪制了油畫《七七的號角》、《勝利與和平》，他以滿腔熱情謳歌了抗戰生活。當時用油畫形式繪制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的有司徒喬和徐悲鴻。國畫家張善孖，抗戰前以畫老虎著名，抗戰爆發后他畫了一群老虎，撲向前方，題名為《怒吼吧，中國》，以表達他對全民抗戰勝利的歌頌。三廳美術科集體創作的《黃鶴樓大壁畫》反映了后方支援前方全面抗戰的宏偉構圖。
　　值得注意的還有美術家的“戰地寫生”活動，20世紀30年代開始農村寫生的作者趙望云，又到戰地進行寫生反映戰時生活。沈逸千、黃肇昌、錢辛稻等人的戰地寫生，曾到延安舉行展覽，受到過好評。吳作人率中大藝術系同學克服重重困難，奔赴抗戰前線。李樺、劉侖也都畫過很多戰地速寫。
　　當時反映抗戰生活非常突出的作品有：畫家蔡若虹的《全國抗戰的巨浪》、《血的哺養》，張仃的《欲壑難填》、葉淺予的《日寇暴行實錄》、張樂平的《啊！中國孩子》、木刻家胡一川的《到前線去》、江豐的《風雪中的東北抗日義勇軍》、馬達的《保衛大西北》、沃渣的《全國總動員》、力群的《抵抗》等，都是優秀的代表作品。
　　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的同時，美術界也成立了“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雖然這是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但是代表了國民黨當局的一些人仍然堅持反共立場，對為革命作出了貢獻的木刻家、漫畫家進行排擠，所以木刻家和漫畫家不得不另立“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和“中華全國漫畫界抗敵協會”，推動抗戰美術事業的發展，在舉辦展覽出版刊物，組織創作和對外聯絡等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武漢失守后，國民黨政府發動反共高潮，加緊了對進步文藝運動的壓制和迫害，留在大后方堅持抗日救亡宣傳的木刻、漫畫藝術遇到了空前的困境。1939年12月在重慶成立了育才學校，美術組由陳煙橋、張望、劉鐵華、王琦任教，成為進步美術活動的一個據點。1940年8月鄭野夫、楊可揚、邵克萍等人籌建了浙江木刻用品供給合作社，簡稱“木合社”，不僅出版刊物，組織創作，培訓人才，還生產木刻刀等工具、用品，供應全國，影響較大。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隨著武漢的撤退，先后轉移到重慶、桂林，舉辦展覽，出版刊物，仍然有聲有色。曾收集這一時期的抗戰美術作品送往蘇聯，于1940年1月2日在東方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中國戰時藝術展覽會”。然而就在工作十分活躍的時候，發生了1941年的皖南事變，“木協”突然遭到查封，木刻活動受到很大打擊。1942年1月，王琦、盧鴻基、丁正獻、劉鐵華又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木刻研究會，再次把木刻家組織起來。“木研會”繼續“木協”的工作。1942、1943年兩年中“木研會”連續舉辦了第一屆、第二屆雙十全國木刻展，在1942年的第一屆展覽中，還展出了延安的作品，成為解放區、國統區美術交流的開端，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另一個重要現象是：這一階段，國統區的中國畫、油畫、水彩畫創作活動日益活躍起來，深入古代傳統的學習與研究也有了重要進展。很多藝術家深入邊遠地區，多方面地接觸社會、熟悉生活、磨練意志、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藝術素養。吳作人去青藏，司徒喬赴新疆，葉淺予到印度，龐薰琹深入苗寨，關山月“行萬里路”寫生。
　　抗日戰爭爆發后，全國各地的美術工作者紛紛來到延安，其中先后到達的左聯時期新美術運動骨干有：版畫家溫濤、胡一川、沃渣、江豐、陳鐵耕、羅工柳、馬達、陳九、力群、劉峴、張望；漫畫家蔡若虹、張仃、張諤、華君武，還有留學回國、學習西畫的王曼碩、王式廓，形成了解放區的專業美術隊伍。1938年春，為了適應急速發展的抗日事業的需要，迎接邊區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了“魯迅藝術文學院”，培養革命文藝的新生力量。“魯藝”設美術系，來到延安的美術工作者大都在那里工作和學習。“魯藝”開辟出一條從革命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結合，學校與社會密切聯系的辦學方針。先后培養出焦心河、彥涵、古元、夏風等優秀的青年木刻家。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解放區的美術創作就很活躍，“魯藝工作團”深入到敵后根據地，一面作戰，一面進行木刻實踐，開始對民間年畫進行探索，在艱苦的敵后斗爭生活中創作出許多優秀作品。如彥涵的《當敵人搜山的時候》、《搶糧斗爭》，胡一川的《破路》，羅工柳的《馬本齋的母親》等。古元畢業后立即到川口區鄉政府工作，與農民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創作了《鍘草》、《離婚訴》、《哥哥的假期》等一批非常優秀的作品。這時的創作較之“左翼”時代，已有了明顯進步。
　　中國美術在戰爭條件下得到發展，一是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得到弘揚，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藝術為抗戰服務非常明確。二是藝術家和勞動人民的關系非常密切，中國勞動人民所喜愛的民間美術和敦煌藝術“畫廊”，向藝術家展示了中華民族深厚的民族、民間傳統。三是戰前對西方美術的盲目崇拜有所轉變。盡管發展不平衡，但在藝術創作規律的幾個主要方面：藝術與群眾、藝術與生活、藝術與傳統有了新的認識和實踐，因而創作出一些反映時代精神面貌，以勞動人民作為主人公的美術作品，顯示出美術發生了帶根本性質的變化，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美術的建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開辟了一條現實主義的美術寬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