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向市場化逐步深入地邁進，人，作為物質世界的精靈體和作為社會的主體，他與同伴之間于共同生活中的競爭拼搏意識，于共同生存中的求質量意識在加強中日趨成熟，并在成熟的過程中把追求表現得空前絕后。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文化在傳統上它更強調的是和諧與秩序，以家庭為核心，個人服從社會。一個白領（中產）階層的正在崛起，以及他們于傳統生活相比，帶有頗多異議的新生活，亦同時宣告了有悖于中國傳統文化而更多傾向于“重在”西方文化的個人自由與權力的趨勢。不過全球化的過程永遠會是一個競爭的過程，所以已經在經濟上取得大成功與小成功的這類領先者，是不可能在現有的成果上憩息的，除非他們甘心退出歷史的舞臺。他們面臨的將是更大的投資與更大的風險，在高科技的日新月異下，掌握此類信息并最終獲取高科技的速度、占有份額以及實驗性批量生產的順利程度，搶占市場的速度等。至于其中投機取巧者，將會隨時面臨譬如補稅加罰款，違規操作（環保等）的嚴厲制裁甚至被責令停產等。這也是一個“重在”，與前一個“重在”相比，它更多的是一份沉重的現實壓力與一份沉重的社會壓力。為此，我把它稱之為“主體重在”的求美特征。這是當下都市寫作的一份典型素材。



而在另一方面，追求生活的輕松休閑，追求高消費，日趨凸顯的城市購車族已普及鄉村，在各類長假與大聲疾呼帶薪休假的輕松快活的群體正日益壯大。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當今第五代農民（我認為此類劃分當不拘泥于歷史上“代”的劃分，我們在此的劃分必須要有時代感，即多變的現實感，應該按時代飛速發展之特征，而不是按年齡段來劃分，所以我把跨越新舊中國的農民稱為第一代；把土改與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青年主干稱為第二代；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干稱為第三代；把與“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知青共同成長的農民稱之為第四代；把在“改革開放”包產到戶中誕生并成長的稱為第五代），他們拋撇田野，成群結隊涌向城市，在商海與打工中追求與城市一體化，追求與城市休閑族輕松休閑的生活合拍。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在機遇與財運光照下，很快以夜宵、酒吧、舞廳、卡拉ＯＫ，旅游等，融入輕松休閑一族，并以數量聚集的群體之勢正日益優勢化。為此，我把它稱之為“主體輕閑”的求美特征。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下都市白領和準白領們紛紛以時尚文化為精神依托，并成了時尚文化的追隨者和傳播者，而打工族們卻又偏以文學為精神依托（數量可觀的文學征文大賽，應征作者大多數是打工者）又成為一個強烈的反差。當原先的文學愛好者紛紛轉向時尚文化，一些文學雜志也被迫“變性”時，我們的憂慮是當下的文學是否是時代讓其蛻變為文化（時尚），讓時尚無情地去閹割文學的特性。也許，退化只是白領貴族的精神自身，而高雅的正是打工族——這批有著坎坷生活閱歷的城市建設者和精神富有者，高雅的文學依然高雅！



這種一張一弛非同步的同步性，正是中國當代生活與美的二重性的行為表述與精神訴求，也是當下中國作家應予深層次思考的一個中國當代美學二元的本體美學的一個問題。 　　



泛美中淹沒美的理性



當代生活中高舉美之大旗鼓動生活者大有人在：各類選美頻率增高，美容美發美體已走入尋常百姓家，美的時裝發布隨處可見，冠以美的書畫與冠以美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這是一種把美僅僅作為一種表皮的泛美現象。它的最大特點一是跟著市場走，如純文學雜志大肆銳減，文化時尚類雜志如雨后春筍崛起，在服裝上泛文化現象凸顯，個性化的東西正被日益淹沒，名牌與仿名牌中暴露出假大空的欺詐；二，不是在對美的追求中求發展，而是在利益的驅使下拉美作幌子，把美賤賣甚至強暴和糟蹋。如對文學作者的美女美男作家的炒作，歪曲和擴大“下半身”的寫作，小型歌舞團體非歌舞的脫衣裸體表演，城市發展建設中圖私利而斬割城建整體發展規劃的所謂創新建設與發展，以及對歷史古城古鎮和名人故居的破壞性拆遷。他們完全不懂古建筑是一個城市的記憶載體，是她曾經美或許今后更美的歷史印痕等等；三是以性感代替美感。當然我們不否認性感是美感的其中一個因素，但它也只能是一個因素而不能以一擴十，更不能以次代主。美是多元的，美也是豐富多彩的。它有雄健美，也有柔弱美，它有夸張美，也有微型美。在以上各類現象中，美的理性呈現病血癥狀，具有美之理性的美學家到處遭遇冷漠甚至放逐而缺席。（各類美之時尚的發布會沒有美學家的一席之地，選美與評美的評委席上更無美學家的蹤影）。自然，從另一面講，美學家的遭遇冷漠、放逐與缺席，證明了美學的神圣與不隨波逐流。但與發展著的生活相比，作為一門科學的美學，作為具體在操作的美學人，他必須而且應該理直氣壯地以科學理論去引導潮流，去在時尚化與大眾化的泛美現象中去批判庸俗，去在被曲解甚至羞辱和扭曲美的生活現象中指訛糾謬，以提高人民大眾的真正的審美情趣和捍衛作為美學科學的神圣性與權威性！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我們也許可以不去刻意挑剔，但作為一種現代文明，它便出現了問題：即當代生活美的意義何在？美的理性一旦被冷漠或排除，意義的追尋就成為一種不可能。問題的另一面似又在說：我們應該為美能在當代生活中反映出當代人的生活價值與生存價值找到它特殊的位置。文學，就可以以她獨特的形式喚醒被泛美所污染和沉睡的靈魂。 　　



美的形式與美的深度背離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審美觀念和審美特性，但美的形式與深度的創造性和諧統一或形美內深的創新情境卻是各個時代美學的共性。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她以形象反映生活，并讓人們能詩意地認識自己，顯得更為必要。然而當代生活卻有悖于此共性的現象。以中國畫為例，各類展覽此起彼伏，熱鬧非凡。但縱觀數１０年之當代中國畫創作，雖借用科技手段為之的新形式不斷，但原創性的作品實不多見，具有深度的作品更為鮮見。究其實質，是畫作者文學素養太差，沒有高境界的佳作出現。再以電影為例，賀歲片已搞定了整個電影業的發展趨向，可是在票房價值與觀眾接受度的背后，我們卻看到了表面轟轟烈烈內在無文學深度可言的可悲實質。又如文學作品的銷售數量與美學的結合也成悖論。因為它們缺乏的正是美學所要求的理性的感性顯現！文藝評論家楊揚曾經作過調查，一些原文學的忠實讀者，現在對當代小說已不感興趣，原因有三：一是作品沒有什么意思；二是藝術上太粗糙；三是精神格調低俗。他拿近期媒體大肆在炒作的閻連科的小說《受活》為例，說：當一些研究者希望認真地從文學作品中感受到當今農村存在的社會問題時，這種荒誕不經的寓言式寫作實在是顯得過于單薄和簡約了……在藝術處理上，特別是作品的精神品格的提煉上，離讀者的文學閱讀期待之間還是有一定距離。這種距離，就是文學作品應該提供一些當代其他精神表達方式，還沒有可能提供的思想和社會生活的變動信息（刊《文匯報》２００４年５月５日）。另一方面，作品在于全方位敘述的同時，更缺乏主人公個性的深度開掘而未能充分顯示問題產生的癥結，致使失去了“眼高”的忠實讀者。當然現代的世界總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嶄新形式在表現著我們的生活，美也是在變化之中的。但美學的意義是在剝離或穿透這些紛紜復雜的生活現象時，通過故事來表達我們自身（世界的自身與個人的自身），通過深度的揭示與深刻的批判去尋求公益的美，重新建立人與物的審美關系。此外，形式與精神的背離更在于人們的生活方式：追求金錢、追求權力、追求優厚的享樂生活，但當你達到了某種預設的“境界”時，作為社會人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卻在自私、冷漠甚至兇殘中消失殆盡。美在主客體之間創造性互動促進的積極作用，漸漸成為了一種令人悲哀的不可能。



文學不是白面饃饃，文學應該是五谷雜糧。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正在于作家必得高度關注深度思考美與當下生活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