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2010年，上海外灘美術館，蔡國強帶著農民發明家們和他自己收藏的60多件發明家“作品”亮相，展覽的名字叫“農民達·芬奇”。蔡國強說“自己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 “我的感受是，他們的那種好奇心、開拓性和我很像，做東西的趣味跟我這個藝術家很接近，我從他們的創造與夢想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但他強調，在這次展覽中，他“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何不做一個機器人，代替你接受回答，反正媒體的問題都千篇一律。”

　　“這是個好主意！”

　　幾個月前，北京通縣郊區，農民發明家吳玉祿因為每天要接待媒體而“煩惱”。有人給他支招——做一個可以替人回答問題的機器人，他怦然心動。

　　這個提議并沒有實現。4月15日，上海洛克外灘源辦公室區，那個支招的人仍然要用一整天的時間接受各家媒體的訪問，介紹包括吳玉祿在內的12位農民發明家發明的飛碟、潛水艇、飛機和航空母艦等。

　　“支招人”名叫蔡國強。5月4日，上海外灘美術館，蔡國強帶著農民發明家們和他自己收藏的60多件發明家“作品”亮相，并給這個匯集了農民們樸實的奇思妙想的展覽取了個文縐縐的名字——“農民達·芬奇”。

　　作為當今最富國際聲譽的當代藝術家，53歲的蔡國強最擅長用火藥在天空制造驚奇。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開幕式，他送上了16分鐘的焰火表演，在夜空里用煙花創作了29個“大腳印”。

　　農民達·芬奇

　　奧運會后，蔡國強收拾行李回到紐約，結束了長時間的“單身漢”生活。一個多月前，記者撥通蔡國強的手機時，他笑著說：“我在紐約飛北京的飛機上，剛剛落地，你就打來，還真是湊巧。”為了籌備《蔡國強：農民達·芬奇》展，蔡國強工作室“傾巢而出”，開始了為期五周的展覽倒計時沖刺。

　　“蔡國強：農民達·芬奇”進入最后的布展階段后，在展覽現場，記者看到建筑廢料、工具和電線堆滿了展廳。蔡國強正指揮眾人完成沉重的潛水艇“霞光一號”的固定工作，他站在十幾個農民工中間，穿著藍色沖鋒衣、土灰色鞋子，魔術師般地變出了一副白色棉線勞保手套，不慌不忙地戴在手上。當記者低聲感嘆蔡國強齊全的“裝備”時，遠方的他沖著攝影師的鏡頭得意地笑了。

　　“吳玉祿是我爹，我拉我爹去逛街，謝謝。”上海外灘美術館的三樓，被改造成一個機器人工場。這個會說話的機器人是吳玉祿幾十個機器人“兒子”中的一員。從去年3月4日開始，蔡國強從北京出發，前往江蘇、安徽、四川等8個省，尋訪十多位農民發明家，為此次展覽集合最后的作品。在48歲的吳玉祿家中，蔡國強故意逗他說：“你可以做一個機器人幫你按摩！”聽聞此言，吳玉祿回答：“我要做就做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蔡國強便小心地在一旁提醒：“小心你老婆聽到了！”

　　安徽阜陽的農民工陶相禮在北京打工十多年，他用遙控器控制一個螺旋槳模型，螺旋槳向前時可以前后行走。陶相禮向來訪的蔡國強介紹，螺旋槳向下時可以“潛水”，向上的話就能飛起來了。他說，這是首創的三位一體的承載工具。面對如此驕傲的發明家，蔡國強卻反問：“中國古代也有同樣的幻想，你知道是什么嗎？”陶向禮想不起來。蔡國強告訴他，“是龍。”

　　農民發明家們覺得這個消瘦的藝術家很有意思，吳玉祿決定把自己早期做的機器人交給蔡國強，而陶相禮則同意專門設計一艘“航空母艦”。蔡國強不但買下了12位農民發明家們現有的大部分“作品”，還按照自己的創意向他們“定制”機器人、飛機、潛水艇，甚至是航空母艦。

　　位于虎丘路的上海外灘美術館，由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亞洲文會大樓舊址改建而成，“蔡國強：農民達·芬奇”展是這個美術館的開館展。在這個1930年代的建筑上方，安徽蕭縣農民杜文達發明的飛碟懸在空中，大樓一側的墻面上書寫著幾個大字：“不知如何降下”。

　　這并不是杜文達“作品”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五年前，藝術家孫原和彭禹向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策展人蔡國強提出了展出杜文達的飛碟的想法。展覽當天，蔡國強正擔心飛碟如何降下來，這個機器便冒出一陣煙便停了下來，飛碟沒有飛行起來。杜文達很怕這會給大家丟臉，蔡國強安慰他說：“沒事，全世界都很崇敬意大利發明家達·芬奇，但是他的發明從來沒有一個做成的。”于是，“農民達·芬奇”就成為此次展覽的名字。

　　說故事的人

　　過去十年中，通過報紙、網絡和電視上的報道，常居海外的蔡國強隱約覺察到農民發明家們投射出的中國社會的別樣風貌。他決定用“收集并呈現一批農民的發明創造物”的形式，來探討個體農民的創造性、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貢獻以及農民的現實處境等議題。

　　2004年底，蔡國強在媒體上看到安徽農民李玉明發明的潛水艇“霞光一號”的圖片，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和發明家取得聯系，并在2005年2月擁有了“農民造物系列”的第一件收藏品。

　　在國外，當涉及到有關身份的問題時，蔡國強經常回答：“我是亞洲農民。”作為奧運會開閉幕式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蔡國強親歷了奧運會場館“鳥巢”的全部建造過程，從農民工們開始打地基一直到最后他們為“鳥巢”外部除塵，他還看著他們一堆一堆地蹲在地上吃饅頭。

　　“我的第一個感受是，他們的那種好奇心、開拓性和我很像，做東西的趣味跟我這個藝術家很接近，我從他們的創造與夢想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蔡國強說，“自己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不，我就是一個農民。”

　　一年多前，蔡國強收到籌建中的上海外灘美術館的邀請。此時，他突然意識到，對于自己收藏的那些農民發明家的“作品”而言，上海世博會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理想機會，他決定在世博會期間舉辦這一主題的大型個展。為了完整地呈現這個題材，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拜訪那些曾經聯系過的農民發明家們。去年寒冬，當蔡國強出現在安徽蕭縣時，杜文達感動地說：“你曾說過來蕭縣找我，沒想到真的來了！”

　　在這之前，蔡國強還曾做過一次大型的農民題材的展覽。在1999年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上，蔡國強展出了《威尼斯收租院》，并獲得這一屆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作品靈感源自群雕《收租院》，創作于1965年的《收租院》，表現的是解放前農民受剝削的悲慘生活。展覽上，蔡國強請《收租院》群雕的原作者之一和幾位年輕的雕塑家，將這組雕塑重新表演制作了一次。這種現代藝術中“拿來主義”的做法受到以四川美術學院為主體的《收租院》原創作單位的質疑，在功成名就的同時，蔡國強也險些陷入“侵權”官司中。

　　與11年前相比，這一次，在“農民達·芬奇”展覽里，同樣是農民題材，同樣是“借用”別人的創意，蔡國強和他的團隊更加小心翼翼。

　　蔡國強告訴記者，他自己既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藝術家，他買下了展覽中出現的所有發明創造物，并把農民發明家們請到上海參與展覽。

　　“我在整個展覽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覽看起來只會像是農民創造物的博覽會；而我的因素多了，又會顯得農民的創造物都只是我的裝置材料而已。”他把自己定位為“講故事的人”，“其實我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既要把故事講好，又不能讓別人把我誤當成故事的主人公。展覽的設計規劃就是如何使展廳變得有藝術性，有想象空間；更重要的是通過現代藝術的手段和理念，講好這個時代一群農民的故事。”

　　為了在上海外灘美術館那座有著80年歷史的老建筑內，讓那些造型奇特、功能各異的眾多展品巧妙地構成陳列線，蔡國強下了不少工夫。“展廳有一定的規模，這個建筑本身有很多轉角。如何利用這些空間、這些展品，從一樓開始講一個完整的故事，很多細節都要考慮，布展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布展前，蔡國強先后7次到現場考察場館。

　　一樓展廳內，呈現的是山東農民譚成年遇難的飛機殘骸，這個紀念碑式的裝置，也在第一時間告訴所有觀眾，農民發明家的故事都是真實的。蔡國強在展廳內放了50多個風箏，每個風箏上都有一個農民發明家的故事。風扇吹拂下，風箏飄舞，給農民發明家們的故事蒙上了一層浪漫的紗幔。

　　蔡國強將他所知道的農民發明家的名字、出生地及他們的發明創造分類之后，用水墨一一書寫。他為這次展覽創作了3句口號，分別是“農民讓城市更美好”、“不知如何降下”和“重要的不是飛起來”。這些口號也被他用“蔡氏書法”寫成碩大的標語，構成展覽的一部分。

　　對于第一次將自己的“書法”運用到展覽中，他不加思考便能說出淵源：“我父親是搞書法的，對于我的那些爛字爛字他向來不滿。他后來卻又發現，我的字雖然丑，也能自成一家。后來我創作草稿時，最喜歡用毛筆，隨意而快捷，惹得用硬筆的外國藝術家羨慕羨慕。”

　　“如果不做藝術家，我想做園丁”

　　“對不起，我要接個重要電話。”蔡國強對記者說。話音剛落，他已經轉換了語境，用流利的日語對著手機說了一通。1986年底，從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畢業后，蔡國強赴日本留學。1995年，他從日本移居美國紐約。過去20多年，蔡國強用藝術征服了幾乎所有的國際大展，他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紐約現代美術館、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巴黎的蓬皮杜當代藝術中心舉辦大型個展。此外，他還獲得過日本文化大獎廣島獎和福崗亞洲文化獎。

　　掛掉電話，蔡國強迅速地回到中文語境。2008年，蔡國強的個人回顧展“我想要相信”在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開幕，觀眾超過百萬。2009年3月起，這個展覽在西班牙比爾堡的古根海姆美術館展出，觀眾人數甚至超過了這個城市的總人口。無論在日本、美國、歐洲還是中國，他總能“入鄉隨俗”，找到展覽所在地人們最感興趣的話題。

　　2009年11月，蔡國強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大型展覽“蔡國強泡美術館”，兩位娛樂圈的明星林志玲和蔡康永受邀為展覽代言，蔡國強甚至還自告奮勇地擔當林志玲的導游。這一次，在上海外灘美術館舉辦“農民達·芬奇”展，雖然與上海世博會沒有關系，但其直指的農民問題卻引發了幾乎所有媒體的關注。

　　展覽之外，蔡國強的視覺藝術創意還被運用到廣島亞運會、2008北京奧運會、國慶60周年慶典等大型活動上。

　　蔡國強有兩個女兒，一個20歲，另一個6歲。大女兒從小便跟著蔡國強到場布展，有時候在現場睡著了，別人常把她當做某位中國藝術家作品的一部分。因為兩個女兒的年齡差距比較大，經常有人私下里問他，是不是離過婚。見到記者，已經習慣主動交代的蔡國強特別強調：“是一個太太生的。”

　　不出差的時候，蔡國強每天都給小女兒講故事。為了省去每天想題目的麻煩，他創造了一個主人公，故事也成為了連載的長篇，只不過每次講時全靠臨場發揮。故事的名字叫“小魚嘟嘟和她的書包”，說的是一個女孩子豐富多彩的人生。幾年過去了，小女兒有時候會問：“小魚現在幾歲了？”蔡國強回答：“6歲了。”小女兒卻說：“不對，兩年前我4歲的時候她已經6歲了。”

　　小女兒知道蔡國強是在編故事，所以有時候，她也會點題：“爸爸，我們今天就講小魚嘟嘟放假。”隨著孩子越長越大，故事也越來越難講。有一次講到小魚嘟嘟參加電視比賽，最后一個對手演講得太精彩了，父女倆都感動得要命。女兒擔心地問：“等小魚嘟嘟出場的時候該怎么辦？”蔡國強發現自己不知道怎么講得更精彩，只好說：“今天太晚了，要睡覺了。”

　　在創造力方面，蔡國強有著取之不竭的資源。如果哪一天不做藝術了，他會選擇做什么什么？ “如果不做藝術家了，我想做個園丁，種花種草。種地太辛苦，而且每棵都是一樣的；做園丁，所有的盆栽都不同，我覺得是個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