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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汲平2012-02-05 15:51:20 來源:中國雕塑家網
在北京市內，有一座仿敦煌莫高窟的建筑，它就是中國美術館。中國美術館完整地記錄了中國近百年來的美術發展歷程，向人們展示了中國美術家們的精品。本期“文化名人”的主角，就是這座藝術殿堂的掌門人――楊力舟先生。
楊力舟先生是當代著名畫家，他和王迎春創作的《黃河在咆哮》等作品曾經在一個時期很大程度上對社會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作為一個時期的代表畫家，他們是怎樣追求藝術的？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采訪了楊力舟先生。在談話中，我們不僅欽佩他對于藝術的執著追求，而且強烈地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以下，楊力舟先生簡稱“楊”，記者簡稱“記”）
記：您與王迎春在一個時期里共同創作出像《黃河在咆哮》這樣的典范作品，能不能談一談您們是在怎樣的社會背景下創作出這樣的力作？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您有怎樣的體會和認識？
楊：關于主題性創作的問題，與我們青年時代學藝術的目的是一致的。在西安美院上學的時候，受到19世紀俄羅斯巡回畫派的影響。俄羅斯藝術遵循的是批判現實主義的藝術，蘇聯的藝術是以社會現實主義為創作原則的。我們所受的教育是“藝術關注社會”。當然，五六十年代的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因此要畫大畫、畫反映時代的畫、反映生活的畫，更多的是反映北方農民生活的畫，更想畫革命歷史題材畫。在西安的時候，受到王式廓、董希文、劉文西等人作品的影響，劉文西的畫在西安震動很大，他畫《劉志丹在陜北》和一系列歌頌毛澤東的國畫明顯受到俄羅斯和蘇聯繪畫的影響。
在我們的學生時代，俄國契斯恰可夫教學體系占主導地位。當時西安美院國畫系搞結構素描，采用傳統的勾線方式畫素描，只是探索而已，不夠成熟。契斯恰可夫之所以成為體系，就因為有教學、有思想、有實踐，并且出現過幾位大師，如克拉姆斯科依、列賓、蘇里科夫等，對人體造型的描寫達到盡精刻微的地步。但這個體系在中國沒有達到很高的水平，因為我們沒有傳統，底子薄楷模少，教材主要靠俄國藝術家的素描照片印刷品。蘇聯專家馬克西莫夫來中國教學貢獻很大，但是仍顯膚淺，當然這兩年的教學實踐對中國來講已經不簡單，培養了如靳尚誼、詹建俊、何孔德等一批有作為的油畫家。中國原有的留法、留日、加上留蘇的油畫家都強調寫實，那是因為時代的需要。這是寫實主義油畫在中國扎根的現實因素。況且，從藝術的角度、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社會發展都給寫實繪畫提供了滋長的土壤。
看著楊力舟有些花白的頭發以及他沉浸在回憶中的目光，令人感受到時間真是催人老。對于時代、歷史，我們固然不能多說些什麼，他身處的那個時代已經離今天很遠了，但他身上仍讓人感受到那個時代特有的火熱生命，以及對人生、社會深入思考的氣質！
記：您能回憶一下當時學畫時的情景嗎？現在許多年輕人太浮躁，做什么事都想速成，比如學畫，恨不得馬上就成為畫家，您是怎樣看的？
楊：我在學畫畫時，是一面畫素描，一面學雕塑，對基本功訓練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和王迎春在年輕的時候油畫、國畫全都練習過，木刻、雕塑都做過。畫大畫需要大本事，畫小畫需要小本事。黃胄老師就有過這樣的話，“無論拿出什么紙和筆，都能夠作畫，這才是本事”。因此，畫畫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但遺憾的是，當時在西安由于條件限制，看不到大師原作，像徐悲鴻、董希文、王式廓等人的大作我們都沒有見過真跡。
記：聽了您的回憶，我認為您在追求藝術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您是怎樣克服它，并堅持自己的藝術創作的？
楊：我在面臨畢業創作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切只好中斷。等到參加工作后，我們經常臨摹毛主席像，在工廠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又畫毛主席像，繪制各種宣傳畫、科普掛圖等等，想辦法把我們所學的知識鞏固并且運用。當時畫民兵練武的掛圖、節約用水的掛圖、練武的掛圖、備戰備荒的掛圖。通過搞普及工作，例如繪制大宣傳畫，學大寨、學大慶，支援剛果等等，一畫就是四塊6米乘2米的大板子，也得到了鍛煉。
一九六九年，山西在建平型關大戰紀念館時，把中央美院幾位“可以使用”的教授召集來到山西太原。我們屬于山西“可以使用”的人也參與創作。大幅油畫《平型關大戰》首次發揮我們在學校時掌握的基本功，也是第一張按我們自己愿望創作的畫。緊接著又畫《毛主席在晉綏日報編輯部的談話》，有2米2寬，1米8高。 后來畫《陳永貴挖山不止》，尺幅也很大。在文革中的作品雖然也受到當時政治的影響，更多的還是追尋現實主義的道路，堅持從生活中來，根據生活刻畫人物典型，沒有過于去造神或者過深陷入紅、光、亮的“極左”套路，后來的潮流畫領袖像都用朱紅、大紅，我們還是根據生活中的感受去刻畫人物，還比較注意油畫的語匯、講究色調和條件色。畫國畫也講究筆墨。
記：您認為，近年來我國的繪畫界都存在著哪些問題？
楊：現在繪畫界受到市場左右，受到金錢的誘惑。搞一張好的真正的創作，也許還沒有出路呢！過去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繪畫的巡回畫派，有收藏家特列契亞可夫出資，理論家斯塔索夫推介宣傳，一批才華出眾的藝術家來搞創作，完成后又歸特列契亞可夫畫廊收藏。當然這是那個時代的潮流使然。現今我國現也大有嚴肅的理論家存在，不過難免個別有人搞點有償服務 。
回過頭來看，六十年代革命博物館收藏的歷史畫已成為當代以來最有特色的好畫，像《血衣》、《開國大典》、《狼牙山五壯士》、《轉戰陜北》等。中國美術館也想有計劃地向社會征集或組織一批好作品，但是苦于沒有經費。
蘇里科夫畫《近衛兵臨刑的早晨》、《緬希科夫在貝列佐夫鎮》這些畫都是為了俄羅斯歷史哲學而創作的。我們也是為了一個理想而畫。而現在的畫家追求信仰者很少，忙于商品畫的人居多。畢加索在當年，為了反戰而畫了許多作品，晚年還畫了變形的士兵手上拿了一根寶劍，寶劍上 一個和平鴿，還是有他一貫的主題和思想，但現在對這樣的主題淡漠了。當代要出現有深度和有份量的歷史畫、主題畫就有難度。
談到藝術創作，楊力舟館長似乎有不盡的話語，有奔涌的激情和壯志未酬的雄心。面對歷史和曾經輝煌的成就，他有著說不盡、道不完的故事向世人傾訴。他認為對美術史上的各種創作方法都應該作唯物的辯證的分析研究，取其所長，它們各自的輝煌不會過時，這是一個創作家必須認識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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