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國美術館年”

2012年，被稱之為“中國美術館年”，這一年由沿海到內陸各類美術館的興建熱潮席卷全國。高端民營美術館、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私立美術館、區域美術館、藝術院校的專業美術館陸續涌現在世人眼前……

西安作為全國重要的文化城市，近年來美術館博物館建設也處于一個發展熱潮期，而最為突出的是位于曲江的西安美術館，在三年的探索后，日漸成為西安人口中“美術館”的代名詞。

作為西安目前發展勢頭最快的西安美術館，館長楊超希望通過大展和學術研究帶動西安美術館的發展。近期的徐悲鴻藝術大展作為西安美術館2013年的開年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在徐悲鴻文化藝術精神的感召下，拉開了西安美術館新年度的公共美育系列活動。而對美術館應該承擔的公共美育使命，楊超館長也有著自己的理解。

美術館承擔的公共美育使命  

國內美術館業內人士近年開始提出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中國人需要什么樣的美術館？美術館在構建城市文化、承擔公共美育責任的過程中，又能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作為中國目前發展勢頭最快的西安美術館，館長楊超提出美術館應在重視學術研究，舉辦高層次藝術展覽的同時，重點解決好藝術與城市、藝術與城市文化、藝術與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以及藝術與公眾的關系。美術館不應純粹是藝術家和批評家自娛自樂的平臺，而更應是社會大眾美育培育的基地。

現狀：中國沒有一家成熟的美術館

記者：對于2012年的“美術館熱”，您怎么看？

   楊超：應該說，這十年來，國內建立了很多美術館，但中國的美術館還處于僅僅做展覽的初級形態，中國的國家級美術館也一樣，收藏不系統，學術研究滯后。這兩年出現的很多私人美術館，大部分是為個人樹碑立傳的平臺，而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美術館。

   記者：西方美術館的發展歷程是怎樣的？

楊超：西方中世紀晚期，架上繪畫誕生后，美術館的概念及實體也相應出現，西方美術館經歷了從展覽、收藏、為學術研究提供幫助到自身成為藝術研究的核心主體，其發展到今天，美術館本身成為被研究的對象，成為一門新的學科——美術館學。

記者：這是藝術在發展過程中，和整個社會發展相吻合的一種體現。

楊超：是的，當西方的美術館被成為研究對象的時候，我們僅僅還處在美術館是展覽作品的階段，說明我們的美術館是非常落后的。我們缺少收藏，本身的學術研究不夠，公共性缺失，功能不夠健全……但這些問題都不是核心的問題。

記者：核心的問題應該是？

楊超：美術館是干什么的。美術館從誕生那天起，就是個公共文化、公共美育平臺，肩負著一個城市、一個地區重要的文化使命。今天中國的美術館基本上是畫家和批評家自娛自樂的平臺，美術館和大眾、和城市之間的關系被切割了。

原因：中國傳統文化公共性缺失

   記者：西方人已形成了周末進美術館的習慣，而國內我們現在基本還沒有形成這樣的觀念。這種差別有著怎樣的歷史原因？

楊超：首先要明確，不能說今天的人不進美術館博物館是今天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歷史文化問題。今天之所以形成中國跟西方發達國家在公共文化、公共藝術上的差距，主要在于傳統文化形態的不同，我們的祖先在創建中華文化體系的時候，在公共文化方面是缺失的。

記者：怎么講？

楊超：西方文化從誕生那天起，就帶有很強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具體體現文化本身的公共性和文化展示的公共性，以及文化傳播的公共性。其文化本身是對個體生命、整體精神信仰和精神價值的體現，而這種帶有強烈公共性的文化展示以城市的精神物化地標為平臺，這種城市精神地標又是傳播公共文化的的媒介，從而形成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空間和城市公共空間的緊密結合。如：古埃及和古希臘的神廟，古羅馬至中世紀的教堂，還有其后出現的美術館、博物館、城市公共文化廣場等。中國不一樣，中國文化從誕生那天起，就是個缺乏公共文化的“家國”文化系統，“家”就是家庭，“國”就是朝庭，在朝廷和家庭之外，廣大的公共空間缺乏文化訴求，從而導致中國古代城市城市文化的缺失。其實，在西方無論是早期的多神崇拜還是晚一點的單一宗教崇拜，其文化的精神地標是神廟和教堂，而表現文化的是雕塑，其精神地標就是一個自然的藝術展示平臺，也就是早期的公共美術館。

記者：按您的邏輯推理下來就是，沒有公共文化，所以直到今天，沒有建立公共文化空間，老百姓也就不會走進公共文化空間去欣賞文化、品味藝術？

楊超：1949年以后，中國建立了一些博物館、美術館，特別在一些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很多博物館有了自己的收藏，但這些藏品有個大問題，就是基本上不展出，依然延續中國人古老的收藏文化，“收回來”然后是“藏起來”。這種自娛自樂的收藏，是沒有公共文化的具體表現。而中國傳統藝術創作由于文化本身的原因，藝術家基本和公共社會不發生關系。傳統藝術創作只是藝術家個體精神情懷的表現，這就形成了藝術家創作公共性和公共文化的雙重缺失。

解決：推倒美術館和社會的圍墻

記者：徐悲鴻去世后，廖靜文將他的藏品全部捐獻給國家，從這個角度來講，對公共藝術教育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楊超：這就是徐悲鴻的偉大之處，如果沒有他的收藏和捐獻，也就沒有這樣系統的作品今天在西安美術館的展出。徐先生不僅將自己的代表作進行系統的收藏，更重要的是他將中國古代大師的作品大量收藏，并視為生命，《八十七神仙卷》就是典型代表。而徐先生對同時代大家的作品也大量購買收藏，這些藏品的系統性是對藝術的極大貢獻。徐悲鴻不僅是偉大的藝術家，也是美術教育家和藝術改革家，最重要的是他還是中國公共文化的推動者和藝術創作與關注現實社會的執行者。二十世紀上半期，蔡元培、魯迅、徐悲鴻等文化界精英呼吁建立中國自己的博物館和美術館，特別是徐先生提出收購西方繪畫精品，建立西方藝術博物館和羅丹藝術館的觀點更具前瞻性。而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是當時符合世界潮流的重要主張，徐先生是其積極的推動者和實踐者。徐悲鴻的代表作品大多與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和民族命運密切相關，用藝術關注當代社會生活是其創作的重要思想。這是對中國美術創作的極大貢獻。

   記者：美術館在普及公共文化時，最關鍵的是什么？

楊超：公眾走進美術館的形式是多樣的，可以請進來，也可以走出去。公共文化做得怎么樣？美術館和城市的契合點在哪里？跟公眾的關系怎么樣？這種文化使命既有陽春白雪的高度，又有普遍意義上的公共性。

記者：這二者之間的“度”好像挺難把握的？

楊超：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不看到看，再到熱愛，最后形成人們精神的必需品，跟人每天要吃飯要睡覺一樣。一個民族審美水平的提高是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既需要大眾藝術欣賞，也需要陽春白雪的高度。經過普及以后，人們都熱愛、喜歡看，至于能理解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碼事。培養大眾形成精神上的需要，跟人吃飯、睡覺、需要交流一樣，成為生活的必需。

記者：在上述這些問題下，2013年，西安美術館有哪些針對性的規劃？

楊超：首先我們要做的是廣場藝術。老百姓不進美術館、或者說進美術館的老百姓比較少，我們就要主動走出去，或者把美術館的胳膊加長，伸出去。今年我們暫定用每周末的時間在西安市的幾個人流量相對較大的廣場，進行藝術品公共展示，同時以藝術的形式進行互動，讓藝術走近市民，讓市民走進藝術。

其次是“藝趣易教課堂計劃”，我們將在我館常設公共藝術教育展廳，與西安市各中小學進行聯系安排，通過“講解、觀看展覽、互動活動”的形式為中小學生設置室外藝術課堂，結合不同展覽為學生提供西方美術、中國美術、現代藝術、古典藝術等歷史文化藝術的延伸普及。

此外，我們還推出“藝術之旅”的概念。美術館將邀請在業界具有影響力的專家擔任藝術總監，以藝術為線索安排專屬路線，帶領大家前往世界各地具有濃郁藝術氛圍的國家，以平民的價格讓大家去看世界名作、藝術家故居、以及一些我們平時旅行社根本不會涉及到的藝術場所，在藝術總監全程伴隨解讀的同時，聽專業博物館、美術館工作人員更為生動的講解。去感受一場真正的藝術之旅。

記者：能參加這種旅游的人數還是比較有限的。

楊超：一年可能去100多人，但是這些人開闊了眼界，可能就會影響到一萬人。這樣的藝術活動不斷持續，將來一定會得到收獲。

另外，2013年我們最重要的活動是“中國西安國際藝術季”活動。2012年我們聯合中國美術家批評年會組委會成功舉辦了“第六屆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中國的美術批評家年會”是中國美術批評家一個很重要的會議，每年在這個會議上，來自全國各地的美術批評家會把他們的藝術論文以及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公布。從今年開始，以后每年的九或十月份，在召開“中國美術家批評年會”的同時，我們將用30天的時間，調動西安各方面的資源，讓美術批評家們走進西安的高校進行藝術講座，與學生進行交流互動，有些甚至還可以走進中學。我們將從學術上開始突破，除了高端的學術活動之外，我們是學術走向社會，學術走向高校。同時，在學術活動期間，西安各地將陸續有數十個大大小小的展覽開幕，除西安美術館有兩到三個重要的展覽外，西安其他美術館以及會展場所和高校可以共同合作，西安數十所大學將參與到活動中來。

這樣，配合大型學術活動舉辦系列展覽從而影響整個城市，這在全國也將是第一例，所以這個活動的意義會非常大。我甚至認為這個活動的意義是觸目驚心的，特別是未來在全國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這是我們對2013年工作的一個設想。

記者：這樣美術館之間，美術館與城市之間就發生了關系。

楊超：對，這樣一來，使得美術館集中在一段時間內向公眾灌輸一個欣賞的習慣。推倒美術館和社會之間的那面墻，可能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