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正值春光明媚，百花爭妍的季節，書畫圈網記者來到江蘇常州，專程采訪江蘇省書協顧問、江蘇省書法協會原副主席闕長山先生。
按響“近水居”朱紅大門的門鈴，迎接我的是一位精神矍爍的長者，不用問，他就是德高望重的闕長山先生。先生將我迎進三樓，淡雅而又寧靜的工作室里，掛滿了各式的書法作品，有巨幅八屏條的，有六尺整張一個字的，也有小幅作品，洋溢著藝術的氣息。正夸贊時，闕先生端上一杯明前茶，面帶笑容地說：這都是不成熟的習作，請多批評。于是我們之間的話題就從這里開始。
江蘇省書協顧問、江蘇省書法協會原副主席闕長山
記者：您好，闕先生，請問您是如何走上書法之路的？
闕長山（以下簡稱闕）：我出生于江蘇泰州一個農民家庭，少時習字，完全來自偶然。14歲那年，父親讓我為自家寫春聯，正逢本村一位私塾先生路過，父親笑著請他指教，不料先生一眼掃過，從鼻孔里哼出一句：“習慣成自然也”。這讓我感到不惑：剛剛學寫字，怎么就“習慣”成了“自然”呢？也就從那天起，我便暗下決心，改變這并沒有成為“自然”的“習慣”。可是，那時家境貧寒，買不起筆、墨、紙、硯，于是，我以破碗底為硯，以廢電池棒為墨；沒有紙，用手指劃空，樹枝劃沙；沒有筆，揀來羊毛自己做，蘸水在大方磚上練；沒有帖，就模仿語文老師的字，日復一日，習字不輟。兩年下來，我的字居然有點模樣了。考入初中后，還成為學校壁報抄寫員哩！
說實話，我壓根兒沒有想把寫字當成職業。童稚之年，我的興趣是音樂；上中學時，我喜歡新聞；師范畢業后投向軍營，成了一名師部新聞干事。“文革”期間，到地方“支左”，負責市委機關報的編輯出版，后轉業到江蘇常州市委宣傳部干老本行。只是到了不惑之年，想到60歲以后干什么，才選擇了書法，從市委機關來到一個“五無”的基層——常州書畫院。不料這極平常的選擇，也遭到非議，一位很要好的同事脫口而出：“老兄你也想擠進書法家隊伍啊”，這個“擠”字，就象一塊石頭，“砰”的一聲投進我的腦海，激起思緒的波瀾，什么意思？有意譏諷還是無意調侃？我百思不得其解，最終用理智努力洗刷著凌亂的心境：讓人說去吧，我走自己的路。
記者：從您下決心學習書法到確定以書法為職業，冥冥之中都是機緣，兩句不悅耳的話，催生了一位著名的書法家，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闕：人，生來就有虛榮心，愛聽悅耳之言，我也不例外。只是我的獨立人格，不為別人的“好話”、“壞話”所左右。其實，不中聽的話不一定是壞話，中聽的話不一定是好話，這就要具體分析對待。相反，別人越說我不行，我就非得干個樣子不可，別人說我很行，也許我就不干了。在書畫院工作近20年，遭遇許多艱難困苦，嘗盡酸甜苦辣。當我把一個全新的書畫院建成后，立即送上辭呈，上級領導不解，問為什么？我說，我寫字水平與職稱、職務很不相稱，難為情。現在大事已做完，該好好學寫字了。就這樣先后兩次上書，直到退休才卸任。扔掉煩瑣事務，真正專心習字，自退休始。您剛才稱我什么“著名書法家”，實在擔當不起。雖然，我曾有過當“家”的夢，但至今與“家”的距離相差太遠太遠。負責地說，在我所提供的任何文字里，在公開場合或私下交談中，我從來沒有稱過自己是什么“家”，只謂“書壇票友”。說真的，別人稱我“家”，我很不自在，心慌臉紅，如果再加上一個什么“著名的”，更讓我無縫可鉆，無地自容。這決不是自謙，而是真實的內心表白。
記者：闕先生，您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師，一個干了15年的書法大省的副主席，還曾擔任過中國書法家協會國際交流委員會的委員，怎么不能稱“家”呢？
闕：關于“家”的含義，我以為，書法家不只是寫字，它是人格、品德、文學、文字學、美學、哲學等等諸多修養的綜合體現，字好，只是其一，比起人文品格及各種修養，當屬次要。即使“大師”，也不完全指他有多大成就，而是一種境界。這就是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倡導“人品第一，書法次之”的道理所在。談到職務、職稱之類，我有自己的認識：“會員證”不是“身份證”，職務不代表水平，只等于“責任”，什么主席、副主席、理事之類，不完全是學術層面，大多是工作的需要，如你是下一級協會的主席、秘書長，肯定是上一級協會的理事，且是替補制，至于“國家一級美術師”的“國家”二字，不知何人、何時自作主張添上去的，因為，我只知道，我的職稱資格證書（江蘇省文化廳頒發）寫的只是“一級美術師”，其他省、市怎么寫的我不知道，因此，我一直嚴格地與職稱證書保持一致，從未冠“國家”字樣，至于有些媒體介紹我，也寫有“國家”什么的，那就管不了了。
記者：闕先生，您是如何看待“國家高級美術師”這個頭銜的？
闕：在書畫藝術職稱里，我只知道高級職稱中分一級和二級美術師，從未見過“高級美術師”，我也曾問過同行，他們告訴我，凡稱“高級美術師”的都是“二級美術師”，大概因為當事者覺得“二級”不好聽，就自冠以“高級”，還加上“國家”，局內人明白，局外人就糊涂了。這種現象不在少數，可能都出于一種心理需求，我就見過許多名片，例如：“國家一級美術師（最高職稱）”、“副科長（主持工作）”、“副處長（正處級）”、“副經理（不設正職）”、“某某正廠長”等等，五花八門。也有只是科級的藝術單位竟然聘了大批的“院士”、“研究員”真讓人捧腹。至于一個街道、居委會乃至一個人扯起什么“畫院”的大旗，有的名片正反兩面擠得滿滿的職務，還有眾多的“國際性”頭銜，讓你眼花，由他忽悠。也難怪，在官本位嚴重超載的國度，誰都知道“官”等于“權”，而權力就是最好的春藥。有的書畫就是以“官”論價，價隨“官”的升降而漲落。據說上世紀90年代，北國有一個公司以5000元一幅收購某協會副主席的書作，想日后發一把，沒料到這位先生一卸任2000元一幅也無人問津。
記者：說到書畫的潤格，當今健在的書法家，有的是每平方市尺幾千甚至上萬，即是一張四尺宣紙大小的作品，也要一二十萬。您的潤格是多少？據說您在美國一個字就賣500美金，真的嗎？
闕：有此一說。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我應邀赴美國出席“亞洲文化展示會”，作書法講學并舉辦個人“墨跡”展，一尺見方的紙上寫一個字，就是500美金，那時折合人民幣4000多元哩。但我從不把它看成自己的潤格，只視為偶爾為之而己。2012年7月，受朋友“鼓動”，我在上海“朵云軒”舉辦個人墨跡展，這是商業行為，心里沒有底，結果出乎我的意料，開幕式一結束就賣了80多萬人民幣，我心里明白，是觀者認可我的字，朋友認可我這個人！至于別人的潤格如何？我不妄加評論，這是人家的自由。有的有價無市，炒作而己，也有周瑜遇到了黃蓋，這都很正常。我不善于也不屑于營銷自己，臉皮雖皺但薄，從不主動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推銷、叫賣自己的字，但也不排斥、拒絕出售，一切順其自然。
記者：看來您的心態和別人不一樣。
闕：確切地說，我和別人既一樣，又不一樣。所謂一樣，對利益都有需求，因為生活中沒有錢是不行的，現在宣城紙貴，湖州筆貴，徽墨也漲價了，再貴也得買。所謂不一樣，我不頂真計較，收不收費，收多收少，往往根據書寫的用途而定。一般地說，凡是“公”家、商業行為，或用作禮品的，我是有償服務，其潤格協商而定，雙方都高興。至于朋友喬遷、做壽、婚慶之類，我當然無償了，前提首先是“朋友”，毫不相干的人不在此列，我十分珍惜朋友之間的友誼，因為友誼是無價的。說真的，我為朋友寫過不少字，大多裝裱好，配上鏡框，朋友客氣，要付工本費，我說：“算了，衣服料子都不要錢，做工算什么？”雙方哈哈一笑。再說，一張字你收普通百姓好幾萬元，人家交不起，我也不忍心，如果只收幾百幾千元，對照同行又感到難為了自己，干脆不收算了，覺得這樣反而心安理得。
記者：您講的和您做的都讓我感動，難怪了解您的人都說您是“非常用心地追求藝術，非常用心地做人，非常用心地交每一個朋友，非常用心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尤其是關心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獻出自己的愛”，“四個非常”高度勾畫了您的形象。
闕：那都是朋友給我打的“感情分”，是對我的朂勉和鼓勵，我哪有那么好啊，實在慚愧！
記者：剛才說到，您“尤其關心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獻出自己的愛”，能否介紹一二呢？
闕：中國文化的最高坐標是“仁”，最低底線是“恥”，所謂“仁”，就是愛人，我被人愛過——父母之愛，朋友之愛，社會之愛等等，那當然也要愛別人。開頭我就說過，我從窮處走來，我的身世決定了我的個性，我同情弱者，特別體會他們的苦衷。我有今天，不是我個人有什么能耐，是黨的培養，社會的關懷，師長的教導，朋友的幫助成就了我。感恩是必須的。不知感恩的人，不知恥的人，還算什么人呢？所以多年來，只要我能做的決不推諉，河南一青年教師換腎求助，山東一位同道妻子住院，需要謝人，我都每人寄出6幅字，6幅即祝福他們六六大順，早日康復，同時，我還付上一紙，“只要我的字能換錢治病，盡管說。”老區孩子要讀書，有的殘疾人要生活，他們有求，我必應，就在去年，我接到一個從上海打來的電話，說是要收藏我的作品，我說，你了解我的字的潤格嗎？她說知道。“收藏”者上得門來，先展示重病兒子的照片，又敘述著生活的艱辛，哪里什么“收藏”？明明是來討“字”的，我明白了原委，批評她不該說假話，欺騙了我，理應拒絕，但人家確實有難，還是當場寫了“厚德載物”四個字送給了她，分文未取。有人說我太好說話，我想，不就是舉手之勞，寫張字嘛，我快樂地寫字，每年都要應酬若干幅。當然，做快樂的事，也有不快樂的時候，那就應酬的每一幅字，都是用掛號寄出，但不少是泥牛入海，連個回信都沒有，這樣的名單手上一大串，覺得被人忽悠了。但一想，算了，社會上魚龍混雜，什么人都有，只要我不負人就行，何必計較呢？
記者：您的寬厚、度量和包容，不愧是大家風范。
闕：不敢不敢。人生的感悟需要在時光的流逝中獲得。我年輕時，要強好勝，有理不讓人，往往得罪人。而今一不小心到了古稀之年，才逐漸悟出“氣度要高曠，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而不可瑣屑；趣味要平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我不苛求別人怎樣做，常檢點自己做得怎么樣，我未想從別人那里得到什么，而想能為別人做些什么，即使助人也不圖回報，心境始終是平和的。生活中常有人后議人，有人不快，我說這是好事，有人議論說明還有人關注你，在乎你，如果連一個說你的人都沒有，你不成了孤寡人了嗎？誰人背后沒人說，又誰背后不說人，我決不活在別人的看法之中。正如儒家所言：“不責小人過，不發人隱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可以遠害。”
記者：您從藝術體悟升華為人生感悟的境界，給我以啟迪，您能把對書法的體悟，再給我啟示一下呢？
闕：您太客氣了，我學養淺薄，字寫得不好，從不敢奢談“書法”，您也知道，我出版了幾本冊子，在國內外多次舉辦展示會從未冠以“書法”而叫“墨跡”，就是害怕低質高帽，害怕給別人帶來麻煩——大跌眼鏡或有損目力。作為書壇票友，我當然也從習字中悟出點滴：要想把字寫好，一是腕力，二是膽氣，三是情感，四是個性。所有這些都不在技巧層面，而涵蓋在諸多修養之中。我爽直厲行的個性決定了我喜歡行草書體，行草書的本性特征是“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情性”，我習字時，注重涉筆力求簡約，強化以虛代實，虛實相生的意趣；努力讓運筆痛快與節制得當，使點、畫、線條流動、穩健；追求形體的骨健體秀，緊湊中見舒展，秀逸中求挺拔。我體悟習字的過程，是磨練心志的過程，浮躁不得，急就不得，而心性的果敢與情緒的激揚，又是對書寫的理性把握和技法的熟練運用，互為因果，相輔相成。
記者：清代劉熙載說：“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也”，您對它有何體悟呢？
闕：人們常說，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此話不虛。我喜歡中和美，崇尚“大美必淡”這一中國藝術審美的最高境界，并將它引伸到做人的最高境界。因此，懷平常心，干平凡事，過平淡的日子，是我人生定律，遂以原本的、真實的、自然的審美取向，關照習字的全過程。不尋求“感官刺激”而別出心裁巧于裝飾，不為營構晦澀難辨的“高深境界”而故弄玄虛，胡涂亂抹，只想通過老老實實，一絲不茍的用筆程式，以求達到端莊肅穆的儀態和樸實祥和的韻致，并居敬窮理“平實即是真”這一藝術審美理論的深刻性。
記者：您的心態，決定了您的狀態，把習書和做人結合得這么好，我記得您曾說過，人要削減欲望，此話怎講？
闕：人有七情六欲，這很正常。但是“生死根本，欲為第一”的道理，不是每個人都懂。人應有欲望，但“欲”望太多太高肯定要亂方寸，甚至身敗名裂，凡例舉不勝舉。人生是一門控制藝術，恰當地把握好各類生活中的“度”，至關重要。人可累身莫累心，淡定一切，寵辱不驚，知足常樂，無功利羈絆，就無煩惱牽累。我在學習行草書中，體悟起伏跌宕的書法線條，就是人生軌跡，就是鮮活生命的拓展和延伸。行草書筆劃的刪繁就簡，給作品造就許多生動和精彩；人生一世，欲望的刪繁就簡，就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幸福和快樂。我認為，物質和虛名，并不能使人活得體面和尊嚴，只有心靈的純真和厚實，才是真正的充裕和富有。我常盤點人生，崇尚一個“淡”字，人格唯一，其它不屑一顧。“大美必淡”是我人生境界的追求。
記者：我一走進您的院落，門楣上“近水居”匾額特別醒目，桂樹下一泓清水的池塘，讓我想起《論語》“智者樂水”，您的齋名想必出于您對人生的“周流不滯”的思考吧！
闕：哈哈，您目光銳利，思維敏捷，我是這么個意思。老子說：“上善若水，”理想的生活方式應該象水，“水不知拂逆，能任意變化其形，柔軟而富彈性；水往低處流，象征人之謙恭、生活態度，亦代表一種趨勢；水弱之極也，在極弱的情況下，反而能蘊釀無堅不摧的強大力量。”我喜歡水無味無色的淡雅，無聲無息的低調。不是說“心靜如水”嗎？如果水是智者的品質，我只希望以平和潔靜之水，洗滌心靈的污垢，2002年，我到敦煌采風，就試作對聯“鳴沙山怡性，月牙泉洗心”，雖不工整，但是心聲所在。而今，面對“精神滑坡，價值游移，傳統消解”的不良現象，我常告勉自己，要經得起熱鬧，也要耐得往寂寞，讓憂愁、煩惱隨水流去，開心每一天，陋室也王侯。
中堂 愛蓮說 53cmx45cm 紙本 2012年
記者：您真是個爽快、耿直之人，講的既淺顯又深刻，令我敬佩！那您能不能再談點對當今中國書壇的看法呢？
闕：您提出了一個十分敏感又非常現實的話題。我講真話，可能要得罪人，但不講真話，又不是一個合格的人。我曾對一位市領導說：我只講真話，不講假話，但真話不一定是真理，也可能是錯話。
記者：我們是在進行學術層面的討論，錯與對都沒有關系。
闕：那我就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中國書法近幾十年來的發展，無論從隊伍建設、學術研究、還是藝術創作，都可謂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最鼎盛時期。我想，您要聽的不只是“光輝”，關注的是陽光沒照到的地方，我用四句話概括：“思維浮躁、審美浮華、形式浮夸、評論浮淺”是當今書壇的病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十分關注文藝界，習近平同志親自召開文藝座談會，肯定成績，指明方向，并釋放藝術界也該上規矩的信號，開始糾正“官”書法，“雅”賄賂等問題。陜西周一波先生，辭去省書協主席，在全國書法界引起強烈反響，獲得普遍贊譽。不瞞您說，今年春節我給中國書協的一位領導打電話，因為他值得我信賴，所以無所顧忌，大膽放言，我仰望他給中國書壇注入清風、新風。我認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應更名為“中國寫字協會”比較符合實際。現在從最高層到省、市、縣，到各行各業，凡是與寫字有關的組織都統統冠以“書法家協會”，不管哪級協會，只要你跨進門檻，就是“書法家”，即使三歲小孩也能稱“小書法家”。于是“書法家”多如牛毛，而“書法家”協會又催生了許多“官”，有的省書協僅主席、副主席就多達五、六十人，十分壯觀！我并不責疑“家”多，“家”多是好事，只是不忍心讓那些“不三不四”的“家”們往神圣、純潔的中國書法殿堂上潑污水。失去藝術本質含義的“家”，成了謀利的敲門磚，“書法家”淪落為招搖過市的江湖。其實有無協會、冠什么名稱并不重要，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蘇東坡等等數不清的“大師”，有哪一個是什么“會員”？是什么“主席”？但他們都在中國書法史上彪炳顯赫，萬古流芳。社會發展到今天，誕生了這樣那樣的“協會”，本是順應潮流的好事，書法也好，書寫也好，本來是人的一種生命存在，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習慣。吊詭的是，某些人聰明過度，假借“協會”，蠅營狗茍，名利整體侵蝕人性，全面剝奪人格，且愈演愈烈。蜂涌而至的“書法”家們，在人生的道路上趨于低俗，在識見上流于淺薄，心靈失去精神上的依歸，失魂落魄于名韁利鎖中。濯去心靈的污垢，喚醒麻木的神經，讓日漸煩躁的心情重歸于平靜，這才是一個“真”書家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繩。
雖然，我明白“更名”是癡人說夢話，乃大逆不道，會遭來全國“書法家”的口誅筆伐，但我仍認為，當今中國稱得上“書法家”尤其是“著名書法家”、“大師”者更是鳳毛鱗角。無論你擔當多么重要的“職務”，有多少耀眼的“光環”，千無論你千方標榜、萬般炒作、牛皮吹得比天大，倒頭來還得靠“筆”說話。
云海（局部）
記者：你這番話，又激發了我的興趣，能否再詳盡一下寫字與書法的區別？
闕：以為拿筆寫字就是“書法”、“書法家”這就錯了，寫字和書法是兩個層面的問題，有著質的區別。如果按約定俗成的廣義，把寫字說成書法也無大礙，就象“太陽從東方升起”、“打掃衛生”一樣，雖有悖于科學或常識，但叫習慣了，也就認了。寫字是“書法”的基礎，但決不等于“書法”。因為“書法”體現的是人綜合修養的最高境界，現在有不少所謂的“書法家”形式技藝多于人文內涵，功利訴求重于藝術本旨，有的甚至糟蹋漢字。我曾見過一個“佛”字，去掉了左邊的“人”，在“弗”的右邊畫了一象形的“人”，還自詡“獨創”。有的錯字、別字不堪入目，亂涂亂抹，還叫什么“流行”。有一位權重的書壇大腕，字寫得一般，不去多論，可他卻把自己的名字都寫錯，同道要他改，他說自己從來就是這么寫的，顯得固執與驕橫。可是，“大腕”先生，你須知道，你這一錯要謬誤多少人？有一名家為雅安地震寫下“雅安挺柱”，雅安大難臨頭，“柱”子是挺不住的，要靠人呀！某省書協主席把“不到長城非好漢”的“漢”字寫成“汗”。朋友調侃說，“汗”也對，不到長城出的不是好汗，是臭汗，哈哈！曾有朋友讓我看一位著名“書法家”的大作，一看就很刺眼，連基本筆法、字法都不懂，竟堂而皇之這樣落款：“摘自孔子語錄，獲國際金獎被世博會收藏唯一作品，某某某書”，更有甚者把自己的頭銜都寫進作品落款。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簡直不可理諭，這就是“書法”？這就是“書法家”？
記者：現在藝術界評比、評獎很多，書法界也不例外，您如何看待？
闕：評比、評獎本來是件好事，關鍵是不要太多、太爛，不能光“評獎”不“評審”。評獎，標準是什么？評委如何產生？評委人格如何？說不清。即使評委個個公正無私，但各人的藝術修養、審美觀念、評判標準都不一樣，就書法而言，你這評委只擅長一、二種書體又怎么評正、草、篆、隸、行？至于評什么“杰出人物”、“優秀書家”，其作品成就可以統計，既然是杰出、優秀，應當包括個人的人格、品德，而這又如何量化？誰也說不清楚。結果在少數“杰出”、“優秀”人中，就有行為不端，作風不正，該送“道德法庭”者，這樣的評獎，又能起到什么標桿作用呢？評比、評獎已經失去了“激勵機制”的作用，成了走后門、拉關系、雅賄賂等不正之風的滋生地。
當今中國書壇亂象叢生，“官”書法，“名人”書法混進來，就象是黑社會的“三教九流”上竄下跳，攪渾書壇一泓清水。他們一切受利益驅動，三五成群，七八一幫，拉虎作皮作大旗，于是各種名目的組織相繼出籠，名頭大得嚇人，什么“國家”級、“國際”級、“世界”級，能用的大名號幾乎全部用上，有了名號，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搞各種各樣的評比、評獎。我曾見過一位先生的成績單，一年都有上百個國家級、國際級的金獎，了不得哩！有些家長讓我看孩子的獲獎證書，我是婉言謝絕：“不看證書，看字！”值得高興的是：今年4月在長沙舉辦的全國藝術工作會議，按照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中提出的問題，根據中央評獎改革工作的有關精神和要求，文化部正全面清理整頓文藝評獎，取消一批，精簡壓縮一批，總體減少60%以上，而且修訂評獎辦法，嚴格評獎標準，規范評獎程序，嚴肅評獎紀律，預防和杜絕各種不正之風。“評獎”已進入“反腐”的視線，可見改革評獎的重要性、現實性、迫切性。我也曾勸勉那些藝術收藏者們不要唯“獎”是從，如果一個書畫家一見面就大吹他獲過多少“獎”，他的書畫多值錢，大言某某中央首長收藏他的作品，或者名片上寫了幾十個頭銜，你就要謹慎，離他遠一點。這些人不是心虛，就是很大程度的誆騙，可不要上當！而一些收藏愛好者往往是“用耳朵看字”，沖著這樣那樣的“獎狀”“頭銜”“名氣”來的，結果花了重金，買了垃圾。
記者：您說的這些現象我們也知道，怎樣才能正本清源呢？
闕：請您原諒，我不客氣地說，要正本清源，其中有一條首先從你們媒體做起，你們要多給正能量。《書法報》曾刊載一篇“某某書法的相聲效果”一文，抖落了一位演藝界“名人”辦書法展的笑料――錯字、別字充斥其間，“錯”的離譜，“別”的莫名，文字不長，凡舉真實、言辭平和，是指名道姓，有根有據的善意批評，于“名人”，諍言剴切，希望不要惡作劇于書壇，警示“書法家”們防謬于忽微，不要讓書法蒙羞。我為《書法報》小小文章點贊，但又為類似的文章太少抱憾！現在的媒體存在的問題，一是利益驅動，二是本身素養差。我曾給某些報刊編者說過，不應刊登那些濫竽充數的劣品，回答：一是沒有辦法，領導關照不用不行；二是有錢進帳，不好也得用；至于本身素養問題，那就更多了。因不懂書法，往往把支解漢字視為“創新”、“奇葩”，把用什么方法寫，寫多大、多小的字謂為之最、之巔，什么雙手寫，反手寫，用嘴咬筆寫，倒立著寫等等玩猴把戲皆說成“絕活”，這些“書法”小丑，制造一堆垃圾，竟成了“墨寶”，“書法”被糟蹋成這樣子？讓人心痛！“書壇”極需打假！“書法家”極待去污！
記者：您真是一腔正氣，句句針砭書壇弊端。
闕：我只是良知灼然。雖然知道危險時的顫悚，跋涉中的孤寂，但還忍不住要說幾句真話。我生于最基層，造詣淺鮮，人微言輕，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一位哲人說過：人可以活得卑微，但不可以卑鄙，卑微活得凡俗，卑鄙活得骯臟，卑微與卑鄙的區別，前者始終是靈與肉的結合體，而后者只是撇開靈魂的行尸走肉。在“官”本位思想非常濃烈，潛規則非常強勢，價值迷茫非常突出，實用主義非常盛行的今天，我深知我這樣卑微的小人物，發一點不同的聲音，也只不過是蚊蠅之鳴。我無法改變他人和世界，但可以匡正自己。數千年來，書壇一直強調“人品第一，書法次之”。“人品不好走不遠”，我一貫如是說。
記者：與您一席談，讓我觸摸到了您的人格魅力，可謂高風亮節，德高望重！
闕：豈敢豈敢。作為一個“書壇票友”，我好比一個溫順的貓，頭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不知禍兮？福兮？我不是嘩眾取寵，都“七○”后的人了，即使取了“寵”也白搭，我只是如實地坦陳心胸：書法需要尊嚴，書法家要有道德底線，中國書壇需要人文關懷和心靈建設！可能所言失當，請您，還有書壇同道同仁，匡我不逮，給我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