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別古書畫,除了書畫本件，還要找一些有關的材料作輔證,這就是：一、碑帖刻拓本、照相影印本，可以補充原件“比較”材料的不足。二、古書畫著錄等文獻，對考訂有關問題很用處。前者是代替品，后者則是提高我們識別力的重要資料。

　　一、碑志刻拓本
　　碑，原來是記事、記功等等的刻石，后世用墨拓下，并裝潢起來變為書法藝術欣賞品，也可以作為文獻史料，于是拓本也就成為鑒定墨跡的輔助資料了。至地拓本本身，另有真偽（翻刻本）或古拓，近拓的區別，須要分別鑒定。

　　戰國、秦、漢就有篆書或隸書的石刻，有的一直傳存到今天，可是那些時代的墨跡卻極少流傳下來。西晉、南北朝之間雖有少數的墨跡（包括唐摹本）傳世，但大多是草書、行書。與碑志上刻的篆、隸和界于隸、正之間的所謂南北朝碑志體無法總有所變異，但字形結體還能保持一定的原樣。

　　以上談了些碑帖在鑒定書法墨跡中的輔證作用，但也應考虛到它的不可全信的另一面，有時甚至有全不可信的。碑的問題較少，且略而不談。帖的問題就多了，我們在期中曾經發現過許多矛盾的情況，這里分述如下。

　　書法墨跡，筆中有墨，有血有肉，必然精神調暢，“肌體”柔和。而上石（或木）后，易變為光硬枯干，甚至羼人刻畫刀痕，就風姿全異了，所以，墨跡和刻本到底不能等量齊觀。而我們有時鑒別真偽是非，是決不能單靠結體和一些有一定距離的筆法所能解決的。

　　還有刻帖者即使是“行家”好手，有時也會有意擅改原樣（或為主持人示意的）。所見如唐摹所謂“神龍本”《蘭亭序》，其中一個“個暮”字（見下圖）在墨跡中“曰”末一橫和下面的一長橫是并在一起比對。古代字體往往因在不同地方應用而有所變化，如秦書八體，其中“刻符”、“摹印”、“殳書”等就是專用在符、印章和兵器上的。那些字體，我們如今都是無法見到墨跡的，宋、元墨跡存世較多，可以不用碑志來比較，但也不是約對沒有用處，因為也可能碰到一些人的墨跡是孤本，而正好碑志上有他的書字，那時此石刻文字就起了旁證的作用了。

　　二、帖
　　帖是專為欣賞漢書而刻石（或木）的，也有書以人傳的墨跡，為了留念而刻它。那些東西在用作參考資料時，需先行鑒定其真偽是非，其中有書法本身的真偽和帖的初刻、初拓、翻刻、后拓的區別，這比碑志復雜，但它的用處也比碑志要多些。

　　魏、晉、南朝人書，墨跡（包括古摹本）還有少數存世，，但究屬有限。要作較廣泛的比對，只有向宋代刻拓的《淳化閣帖》、《大觀帖》、《絳帖》《澄清堂》等法帖中去找材料。雖然其中也有不少原跡是偽本，但也還有不少是可信的；尤其是所收的唐人行、草書，其中真本較多。我們曾以宋拓較善本（南宋翻刻）《淳》帖中的唐張旭《疾痛》二帖， 又米芾、黃伯思刊誤改定的原題漢張芝書實變為張旭書的《冠軍》等五帖， 來反證董其昌鑒定的“四帖”變為張旭書之誤。明、清以來的摹古集帖多到不可勝舉，其中材料更為豐富，其輔證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還有一些石刻圖書（較多是出土的），也可據以證明一些古建筑物、人物的衣冠制度、器皿形式等等的時代特征，以作鑒考古繪畫的依憑。

　　法帖的善本，盡管已經勾刻墨拓，其筆法鋒芒的，當《三希堂》刻帖時，勾刻者自作主張把它分開了（見下圖）。我們如果不深入了解它們的原委，甚至可以懷疑那件墨跡不是刻帖時的原本。至于改動行款，更為常見（因集帖為求其每帖尺寸高矮一律）。還有鑒藏印記的挪移位置及增減變換，也是常有之事。凡是碰到以上種種情況時，我們必須多加考慮，以免被刻本引入岐途，反以為真跡是偽本。
三、照相影印本
　　近數十年以來，照相影印對書畫留真（包括碑帖拓本）起了很大的作。如木、石所摹不好的繪畫，如果缺乏真跡對比時，找影印本代替一下，確是不無小補的。尤其是曾經見過原跡，爾后再用影本來幫助回憶，更為有用。影印本和原跡總有一定距離。如筆法的過分復雜處和細枝末節處，究竟難以完全表達，墨色和彩色以及紙、絹包漿氣色、老化程度等等，有時因攝、印時感光強弱之不同等原因，使濃者變談而談者反而較沈些。因此在與真跡對比時，我們需要量掌握好兩方面一定距離的尺度，才能獲得較恰當的輔證作用。

　　市面上流行的影印本有不少原底是偽跡，對此亦應注意先辯別其真偽。

　　神龍本《蘭亭序》中的“暮”字。左為唐摹本中的“暮”字，右為三希堂刻本中的“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