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了最艱難的階段。當時的大后方，由于日軍封鎖了通往境外的陸海交通，物資匱乏，通貨膨脹嚴重，不僅一般民眾苦不堪言，就連大學教授的生活也大都陷入了困境。著名學者聞一多時為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八口之家，全靠他一人的工資，一家人常常為吃飯發愁。一個月的薪水發下來，往往都不夠十天的開銷。為了維持生計，除了不可或缺的簡單衣被，他幾乎把家里所有的東西都變賣了，就連那幾本他從北平帶出來的線裝書，也忍痛賣給了學校圖書館。為了給妻子看病，在寒冷的冬天，他把自己正穿著的一件狐皮大衣送到了寄賣店，結果回家后就得了重感冒。

為了增加一點收入，聞一多曾到一所中學兼課，后來卻被當局勒令終止，罪名是“向學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他也曾寫文章、作報告，以換取一點可憐的報酬，但根本不足以解決全家的開銷。那時，也曾有人許以優厚的稿酬，讓他寫違背自己意志的文章，生性耿直且一直有著嚴肅的人生追求的他斷然回絕。美國一所大學邀他前去講學，并承諾可以攜帶家眷，但在祖國的大好河山遭受侵略者鐵蹄蹂躪之際，他舍不得離開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舍不得離開自己的學生。這時，為了生存，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有的經商，有的辦廠，可聞一多不諳此道，只能干著急。朋友們見聞一多家的生活如此艱難，都十分同情，條件好的，就借給他一點錢；條件差的，就幫他想一些辦法。但是，這些幫助僅是臨時性的、救急性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后來，有些特別熟悉他的老朋友想起他當年曾搞過篆刻，就向他建議：何不根據自己的特長，掛牌治印？
??????? 原來，聞一多早年赴美學習的就是藝術，回國后雖轉向學術研究，但仍未放棄繪畫，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也非常精深，在繪畫、詩歌、篆刻方面都有極高的造詣。到昆明后，他曾為一些單位和個人刻過印章，并得到過大家的交口稱贊。對此，聞一多也是頗為自得。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繪畫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發妻背世，詩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姬人——篆刻是也。”昆明靠近東南亞的象牙產區，當時那里欣賞、收藏牙章之風頗為盛行。聞一多認真考慮了朋友們的建議，認為可行：操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以業余從事，且不用多大投入，何樂而不為呢。決定下來之后，他很快購置了刻刀和一些印材，吳晗幫他借了張桌子，他便在街頭擺起攤點，掛起了為人治印的牌子。可是，不到一天，一些同事就把他給勸了回來——他們認為聞一多到街上擺攤有失學校的體面和教授的尊嚴。然而，不擺攤，一家人的日子又怎么過呢？經過一番商量，大家決定由校長梅貽琦牽頭，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熊慶來、沈從文等11位知名教授聯名，在報紙上為聞一多刊登了一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聲稱：“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辯文字于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潤例刊出后，聞一多由到街上擺攤改為在家里收件，幾家筆店和一些學生自辦的文學社也為他代理刻印事宜，倒是體面了許多。

聞一多除了有堅實的篆刻基礎，還有著中國傳統文人的審美情趣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而他精深的學術水平、嚴謹的治學態度、“義所當為，毅然為之”的做人品格更是人人知曉、有口皆碑，所以潤例一刊出就在昆明城產生了轟動，一時求者如云。不過，在刻第一枚牙章的時候，他刻得并不是那么順手。他過去從未接觸過象牙這種印材，沒想到其硬度如此之大，花了一整天工夫，手指都磨破了，還是沒有刻好。不過，灰心、失望之余，他到底還是堅持刻了下去。多次失敗后，他終于漸漸掌握了要領。由于他出手便“迥然不同于俗筆”，找他治印的人越來越多，甚至有些駐扎在昆明的美軍也來訂件。白天，聞一多拎著一個舊書袋，步行幾十里到學校，忙于教學和學術研究；到了夜深人靜之時，他就在昏暗的燈下治印，眼花得難受，手指疼得難忍，但想到每刻出一枚印章就可以解決全家一天的生活，他就把一切都忘卻了。此時的聞一多，心情是很矛盾的：訂件多了，他會著急，因為治印會占去他大量的時間，耽誤學術研究；訂件少了，他也著急，因為全家人就會因此而挨餓。為此，他常常自我解嘲說：“我是教書匠兼手工業者。”當時還有人專門為此作打油詩一首刊登在報紙上：“教授生涯真可憐，木章石印博粥　。請君勿作工拙計，如此時局如此天。”
聞一多治印是為了解生活之困，并不是只單純為了掙錢。他從來不把自己的印作看作商品，而是作為一件藝術品嚴肅對待。他刻出的每一枚印章都經過精心設計、反復琢磨，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而且，只要是自己不想刻的，不管是富商大賈出巨款，還是達官顯貴借權勢，他都不為所動。有位國民黨高官派人送來一塊象牙，還帶來了豐厚的酬金，但因此人鎮壓過學生運動，聞一多對他極為反感，當即就將東西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他治印，雖然潤例明碼標出，但對聯大的師生和朋友，總是分文不取。有同情他的人在取件時故意多付酬金，他一概退回。有時，他甚至主動為好友刻印相送。在給華羅庚的印章（見左圖）上，他還刻下了這樣的邊款：“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
治印的收入幫聞一多度過了經濟上最困難的階段。抗戰勝利后，他仍操刀不輟。直到為特務殺害前數小時，他還在設計一枚印章的布白。幾年時間，聞一多治印兩千余方，積下了厚厚的五大冊印譜，為世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