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憑權勢使用各種手法搜刮歷代書畫名跡的嚴嵩、嚴世蕃父子，貪得無厭。可以從文嘉于嘉靖四年(1525)被派赴江西袁州點查嚴世蕃家被沒籍的法書名畫賬目查看，見于《天水冰山錄》和《鈐山堂書畫記》所載，就有歷代名畫三千二百零一件，法書一百零一件之多，而且列出作品名目，較之韓偏胄、賈似道，金、元內府所藏并無遜色。
嚴氏父子和稍早的陸完、張居正諸家所藏先后籍沒，所有歷代法書名畫統沒入內庫，旋經成國公朱希忠、希孝串通太監奉請以庋藏書畫作價抵消朝廷龐大的赤字，美其名曰“充實國庫”。此舉客觀上形成宮內名貴書畫落入官宦人家，為明后期民間鑒藏活動增加了后勁，這里僅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幾家略記于后。
董其昌座師韓存良父子宦居北京有年，鑒藏甚富。主觀條件是本人精于鑒別，而又勤于搜集；再則當時客觀上有大批歷代書畫珍品流傳于世，“物聚于所好”，所藏法書多晉、隋、唐巨跡：西晉陸機《平復帖》、晉人《曹娥誄辭》、王羲之《行穰帖》、梁武帝《異趣帖》、王獻之《冠軍帖》、唐顏真卿《自書吏部尚書誥》、懷素《論書帖》、柳公權《翰林帖》等二十五人共七十二帖，又石刻七帖。還在《書畫銘心表》中列法書四十七帖，有的為前表中未經載入的名跡，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鴨頭丸帖》、王殉《伯遠帖》、顏真卿《祭侄稿》、懷素《自敘帖》、唐玄宗李隆基《鹡鸰頌》等，都是珍貴的孤本和絕品。至于《名畫表》所列的魏曹不興《兵符圖》、唐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五代王齊翰《校書圖》、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圖》、展子虔《游春圖》、唐韓斡《照夜白圖》、《雙騎圖》諸巨跡，凡四十七人，計九十九圖。至于《書畫銘心表》中的三十八圖，都是《名畫表》所無的。有盧鴻《草堂十志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瀟湘圖》、宋徽宗《雪江歸棹圖》、釋巨然《蕭翼賺蘭亭圖》諸赫赫巨制。這些瑰寶今日都分藏在國內外物館，流傳有緒。董其昌每于跋中對其師庋藏之精且高亦贊嘆不已。由于韓氏主子逢禧不能守成，遂從其手中流散出去。
毋庸置疑，韓氏鑒藏書畫的質量當然高出嚴嵩父子之上，與同時雄視江南的項子京“天籟閣”的藏品進行比較，難分甲乙。數量上項氏超過韓氏，但精密準確性似有所不逮。作為一位民間鑒藏家能創造如此卓越的記錄，誠屬難能可貴!項氏并非朝廷命官，以典當業致富，其兄子長進士及第，他生性酷好書畫，有一定眼光，與一般好事者不同，兼之得文彭、文嘉兄弟之助，能搜羅到更多精且真的作品。盡管項氏沒有藏品目錄傳世，但今日所見唐宋元以來名跡，大都經過他的珍藏，有前后鈐印累累為據，而且較重要的作品，還有其千字文編號；手卷拖尾有其本人篆或行楷寫出作品作者名稱以及購入價碼，對美術史的綜合研究大有裨益。
稍晚于項氏而名氣后來居上的有華亭董其昌，他的鑒藏水平受到一致贊同，其畫創松江 (華亭)派，兼擅理論，影響后世殊巨。董氏鑒賞和收藏，與歷來的做法有所不同，他是有目的地搜集，不是見好的就收。他對南宋院體之作持排斥態度，惟獨推崇五代董源，北宋李成、元四家，認為這些才是我國山水畫的正統。因而藉佛家南北宗之說分派，推南抑北，未免偏頗。事實上任伺事物的存在，各具特點，不依某個人的興趣而轉移。審美因時代和人而異，不等于沒有其客觀標準。此乃美學理論問題，可置而不論。此處僅就董氏觀點言之，不無可商，且有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之處。

不能因為理論上的偏頗，對作品真贗的鑒定受到影響，應當承認董氏的水平未可厚非，只是為人世故，以偽作真者偶爾有之，如為座師韓逢禧題馬和之《陳風圖》即是。當華氏“真賞齋”所藏唐張旭《草書四帖》(見下圖，圖為局部)被《宣和書譜》著錄訂為謝靈運所書，傳到華氏手，經由豐道生鑒為唐賀知章作，后董其昌根據歷代詩風與書法之演變軌跡，以及當時可能見到張氏的兩件作品加以比較研究，肯定是張旭之筆。董氏這一結論經過三百年的考驗和推敲，不但能夠站住腳跟，而且在鑒定學上使用的手法至今仍具有它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