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立國之初，接收元內(nèi)府奎章閣法書名畫，數(shù)量可觀，交由司禮太監(jiān)管理。今日流傳的若干名書畫中，上鈐“稽察司”半印，以及前隔水花綾上存有騎縫編號的作品，都是在明初宮中收藏過的明證。
雖然明初政局基本穩(wěn)定下來，逐漸留意充實內(nèi)庫，畢竟活動范圍有限，民間法書名畫尚處于隱蔽之中，即使有人為邀功而出面獻納，卻不見具備和諧的氣氛，擾存戒心，自然影響鑒藏工作的開展。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不久，在某臣僚所進獻之抄獲品宋李公麟《摹韋偃牧放圖》長卷的拖尼上，有其本人親筆題跋數(shù)行，大事夸耀依靠戰(zhàn)馬奪天下的豪言壯語。這種情況如何能談起藝術(shù)欣賞?待到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形勢有所好轉(zhuǎn)。永樂(1403— 1424)中有姚廣孝為庋藏鑒別，滕用亨征為供奉翰林中書，亦為宮中書畫鑒定真?zhèn)巍Ｆ?1426—1435)朱瞻基朝，由于統(tǒng)治者的自身講求，并設(shè)畫院，延攬人才，這方面事業(yè)得以開始，至憲宗(1465—1487)、孝宗(1488--1505)已成為有明一代書畫藝術(shù)活動的極盛時期，再往后隨著國家多事，此風(fēng)又趨低潮。更有甚者，由于宮廷內(nèi)庫管理上的紊亂，無賬目可稽，致使太監(jiān)中盜竊者有之，以贗充真者有之，在明人筆記中均有所涉及。隆慶(1567— 1572)、萬歷(1573—1620)間，國庫空虛，以庋藏歷代名書畫折俸，于是從宮中源源散出之名跡流入私家之手，從而鑒藏之風(fēng)因此抬頭，相應(yīng)的鑒賞水平隨之提高，有后來居上之勢。
成化后期(1476— 1480)，太監(jiān)錢能、王賜在陪都南京官邸，每隔五日派人運出兩柜歷代法書名畫巡回交換展出，相互欣賞為樂。御史司馬得以參與其事，據(jù)云其中多晉、唐、兩宋名跡。就在此時，封云南黔寧王沐英府全部珍藏又歸其所有，稱雄一時。當(dāng)時著名畫家兼鑒藏家沈周在《客座新聞》中對之做過估價，能值四萬余兩白銀之巨，在那時誠是駭人的天文數(shù)字!由此可知，明代中后期政治之所以衰敗，正是宦官專權(quán)之結(jié)果，一直延伸到王朝的覆滅。此是題外浯，但不影響這一代鑒藏家的活動。
官拜華蓋殿大學(xué)士的李東陽，匯緣太監(jiān)劉瑾而青云直上。此人能詩善篆書，留意古代書畫的收藏，有名于時。經(jīng)他本人鑒藏過的名跡大都有其題記，如北宋米芾《苕溪詩》，蘇軾《二賦》、《四時詩》、《寒食帖》，朱熹《二札》，任詢《書韓愈秋懷詩》，傳為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銘》，唐林藻《深慰帖》，蔡襄《茶錄》，趙孟頫書《王詵煙江疊嶂詩》大字卷等。《苕溪詩》前后引首和跋文 (見圖，圖為局部)。李氏用玉筋篆及行書題寫，極為重視。由于本人所處高位，搜集的法書名家委實可觀，惟卒后沒籍。所藏珍品悉數(shù)充公，曇花一現(xiàn)。
著名畫家沈周世居長洲(蘇州)，一生不圖仕進，為吳門四家之領(lǐng)袖，聞名遐邇，家富收藏，精鑒賞。他除了本人搜集到的以外，還繼承父輩傳下的名跡，兼之后來又從畫家劉玨處得到其生前所藏的五代、兩宋、元人佳品，與原藏的《萬歲通天帖》、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李公麟《女孝經(jīng)圖》、蘇軾《前后赤壁賦》、米芾《蜀素帖》、林逋《兩札》、黃庭堅《憶舊游詩》、陸游《自書詩》、石延年《古松詩》以及王蒙《太白山圖》諸巨跡匯在一起，堪稱壯觀。
與沈周友善之名宦書法家吳寬(原博)，以鑒賞書畫唱和自娛，家中收藏不亞于沈氏，曾為之長跋的林藻《深慰帖》，惜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由長春偽宮佚出，毀于回祿之災(zāi)。吳氏鑒藏之法書名畫偶記于所撰之《家藏集》中，可謂而按索之，但仍有不少名作遺漏不載，蔡襄《十帖》、僧簡《梅坡詩》早巳不知下落。文天祥《宏齋帖》尚流傳至今，由故宮博物院收藏，原件從長春偽宮佚出，后經(jīng)山西某人(鐵路工程師)轉(zhuǎn)手售與故宮，據(jù)說又轉(zhuǎn)入中國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