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畫鑒定的主旨：
即通過鑒定達到什么目的，作出什么結論。概括說就是分清真和偽，具體說則包括辨真偽、明是非、評價值三個方面。辨真偽，即鑒定作品的真與偽，主要對象是有款作品，作者署有名款或鈐有印章；明是非，即判定作品屬于某代或某人，主要對象是無款作品，畫面無作者款印，或后人誤定亂題為某代所作；評價值，即全面鑒考一件作品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品評其級別，決定其取舍。三個方面以辨真偽為主。
然而，結合存世古畫的實際情況，鑒定結論并非如此簡單。某些有款作品，不是非真即偽，如唐宋時期摹拓、復制的一些古畫副本，并非有意作假，而是為保存流傳，這些水平極高、臨仿逼真的摹本，經鑒定雖否定它為真跡，但也不可簡單列入偽品，應具體確定其所摹時代，歸入此時代真品之列，這已屬于明是非。而有些無款作品，本身就是有意造假，如明清時期一些地區性偽作，雖沒有名款，也應歸入偽品之列，無必要定時代或作者，這又屬于辨真偽。還有一些作品，如代筆畫，款真畫假，或畫作親筆、代筆參差，就既有辨真偽又有明是非的問題。因此，鑒定書畫不能簡單地一概肯定或否定，應將各種狀況一一分辨清楚，揭示其本來面目，方算達到了目的。
2、古畫鑒定的方法：
傳統的方法主要是目鑒和考證兩種。近世隨著科技的發展，考古學中已利用14碳來測定文物材質的年代，如陶瓷、青銅等，但不適用于書畫；利用電腦儲存住處來協助鑒定，也尚未付諸實踐。因此，鑒和考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
“鑒”就是比較，“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比較是指實物間的比較，真跡與真跡比，同時代或同一人作品之間相互比，從中尋找共同點；真跡與偽品比，不同時代或不同人作品之間相互比，從中找出相異點。通過反復比較，就能逐步掌握時代、個人的風格特點。因此，多看實物，多作比較，是提高“目鑒”水平的關鍵。同時，觀看、比較實物，不能僅僅停留在直觀的感性認識階段，必須上升到理性認識，即通過比較找出其間的內在關系，以及某時代、畫家、作品本質方面的特征，這樣才能在心目中牢固地形成準確鮮明的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之“樣板”，以此作為以后鑒定的可靠依據，并在今后的實踐中加以檢驗、修正、充實、從而達到更客觀科學的認識，目鑒水平也隨之不斷提高。誠然，以目鑒定真偽的先決條件必須是該時代或該畫家的存世真跡多，鑒者見得也多，有實物可資比較。
“考”就是考證，即借助于畫家傳記、書畫著錄、有關詩文、歷史知識等等文獻，對作品與之關聯的某些問題作一番考證，以此來判斷真偽。在以下幾種情況下，考證能起一定作用；一是真跡存在甚少的畫家或時代，目鑒缺乏必要的比較條件，而相關的文獻資料卻比較多，通過考證往往能對鑒定起作用，如唐、五代的諸多作品。二是有條件依靠目鑒的初步來判定，但仍有某些問題存疑，這就需要通過考證來進一步解決。如上海博物館所藏的題為趙孟俯所繪《百尺梧桐軒圖卷》，經專家目鑒，“吳興趙孟俯”款識筆法滯澀，為裁去原款所補添的偽款，但繪畫精雅，當屬元人之作，畫后七位元末名家題詩亦為原跋真跡。然此圖尚有一些問題沒有弄清：本幅無上款，不知圖的主人公是誰？畫、跋俱真，為何要截去原款，補添偽款？傅熹年先生在“元人繪《百尺梧桐軒圖》研究”中對此圖作了進一步考證，使上述問題逐一得到了解決。三是目鑒已解決了真偽問題，倘進一步輔以考證，能使結論更準確可靠，也不妨作些必要考證。
鑒定古畫，經常需要鑒、考并用，鑒中有考，考中有鑒，一般情況下以鑒為主。倘目鑒水平不高，判斷有誤，考證再精微，也于事無補。像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真假兩卷鑒定，曾幾度真偽顛倒，問題就出在“鑒” 上。
鑒既需要熟悉真跡，也應了解偽品，掌握了歷代偽造書畫的各種花樣和各種類型的偽作，就能根據不同情況去偽存真，還其本來面目。考要運用文獻資料，文獻也有真偽、正誤之別，故也要首先多方比較，去偽糾誤，以準確的史料來輔助鑒定。
3、古畫鑒定的依據：
即判定一件作品是真還是假的根據和理由是什么？這些根據，當然必須從作品本身所呈現的諸因素中去找，如本幅畫面、作者款印、他人題跋、鑒藏印記、質地、尺寸、裝潢等。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稱為主要依據，此即本幅畫面所反映的時代風格個風格（包括畫家本人的款印風格），其它因素則稱輔助依據。
所謂理由，就是對作品本身的這些因素，進行剖析，判定真偽。要充分闡明理由，根據作品本身是不夠的，必須依靠其它實物或已在心目中樹立的“樣板”，通過目鑒來進行比較分析，同進參考有關文獻作必要的考證，然后才能得出言之有據，令人信服的結論。
作為主要依據的時代氣息和個人風格，也通過諸多因素反映出來，如畫面本身所含的題材構思、思想內容、構圖造型、筆墨形式、風貌格調等，都打上一定的時代烙印，并顯現出畫家的個性特征。這些因素相綜合，就形成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然而，這些因素也有主次之分，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筆墨，因為這是最能反映個性、最不易仿效的因素。其它諸如題材、內容、構圖、造型等，摹仿品完全可以依葫蘆畫瓢，難以據此判真偽；而且它們有一定的延續性，后代可以沿襲前人，在時代性上只能“斷前不斷后”。至于思想情感、審美趣味，屬于比較抽象、不好把握的因素，更難作為準確的、主要的鑒定依據。
筆墨之中，筆法又是主要的。所謂“筆法”，簡單講就是用筆的方法，包括執筆的方法，那高低、豎立、側斜、懸臂、懸肘、懸腕或手腕著紙等；以及下筆的方法，即輕、重、緩、急、順、逆等。這些不同的執筆和下筆方法，就形成不的筆法特點，筆法特點具體論述起來，各時代和每個國家又有名自的具體特色。概括講，在筆法形式上可歸納為中鋒、側鋒、臥鋒、回鋒、順鋒、逆鋒以及中正、偏側、圓轉、方折、虛筆、實筆等；在人物畫中，筆法主要體現在線條上，形成各種描法，如明人歸納的“衣紋十八描”；在山水畫中，筆法的主要部分是“皴法”，即用各種粗或細、長或短、光或毛、干或濕的線條，來表現山石的結構脈絡和高低凹凸，于是又有“二十四皴”之謂；另外，筆法體現在點上，又有點、攢、擢、剔之別。
筆法對每個畫家來說，都不相同，即使屬于同一類型的筆法形式，也無完全一致者。因為筆法是一個畫家經過長期操練、自然而然形成的，一旦凝定成習慣特點后，本人主觀上想改變都難。模仿者不可能具備與之相同的操練過程和時間，也會因功力的深淺不同而呈現了某種差異；至于個性鮮明的筆法，就更難奏效。因此依據筆法來掌握個人風格以至時代風格，是最可靠和關鍵的。
個人筆法還有早、中、晚期的變化，如果了解畫家不同時期的筆法特點，就能更準確判斷；倘能掌握其早期變化的規律，那么即使有些畫家早、晚期變化較大，也能根據異中不同，作出相應判斷。
誠然，在某些情況下，筆法也無法作為主要依據。一是實物遺存太少，甚或孤本，難以窺知其筆法特點，如宋以前的不畫家；二是分外工整的作品，容易臨摹，仿者水平又較高，如某些仿仇英的蘇州片；三是生拙味較濃的某些文人畫，真跡的有意生拙與仿作的技藝低下之生拙較難區別，如明末的一批文人畫家。不過，時代還是大致可以斷定的，因為時代風格是由同時代諸多畫家的個性匯成的共性，其筆法特點較顯見并有條件加以掌握，像有存世真跡的唐、宋、元、明、清各代，筆法的時代特征均不難區別。
筆墨之中的墨與色，也有自身的方法和形式。墨有暈、刷、潑、滲等方面和破墨、潑墨、暈墨、積墨、淡墨、濃墨、枯墨、水墨等形式，畫家用墨又有個人習慣和特色，如倪瓚善用干、淡墨、吳鎮常施濕、濃墨。色有暈染、潑彩、沒骨等方法和重彩、淡色、淺繹等形式，同類型用色也各具個人特色，如孫隆與惲壽平沒骨法之不同。由于墨色與筆難以分開，必須運用筆才能使墨色產生無窮變化，墨法依附于筆法，因此，作為主要依據的筆墨中，筆法仍是主要的。另外，墨與色較之筆，容易模仿，其可靠性遠不如筆，倘作為主要依據容易誤判。
古畫鑒定的輔助依據，包括題跋、印章、紙絹質地、尺寸裝潢、著錄文獻等等，在一般情況下只起佐證作用，特殊情況下才起決定作用，不作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