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辨偽”就是辨識出歷代所作的偽品。其對象主要是那些有作者名款或印章的作品。它與推斷某些無款印作品的年代乃至作者的“斷代”是有區別的。有些偽作雖無款印，但有偽造的標題、跋語，指稱為某家之作，辨識此類假古董也屬“辨偽”。辨偽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運用各種方法判斷出某件書畫作品與署名的或被指稱的作者是否一致，名實相符的是真品，否則就是偽品。這就要求辨偽者既認識作品中反映出來的全部事實，又認識有關作者的全部事實。這種認識越全面深刻，辨偽的水平也就越高。辨偽的所有方法是依據上述原則產生的，而最基本的方法大致有以下數種。
　　(1)依據書畫作品的風格特征辨別真偽
　　風格特征的形成與特定的書畫方式、工具材料、思想文化、藝術祟尚等有關，它主要表現在筆墨技法、形象和字體、構圖和章法、神韻氣息等方面，而具體的辨識則可從時代共性和作者個性上著手。
　　筆墨是中國書畫藝術最基本的表現形式，因此也是辨別真偽的首要依據。筆墨技法在歷史上曾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它雖有粗、細、方、圓、干、濕、濃、淡等無窮的變化，但在每個時代總是會形成一些基本的特點。所謂的六朝畫、唐畫、宋畫、元畫、明清畫等，皆有其明顯可辨的時代特征。如六朝畫的線條，圓渾勁健，如春蠶吐絲，如果某幅畫有明顯的頓挫和直折，甚至出現粗筆草草的現象，那就絕不可能出于六朝人之手。山水畫中的“大斧劈破”始于南宋李唐，成熟于馬遠、夏圭，如果某幅“北宋畫”中以大斧劈皴畫山石，當然必偽無疑。此外，書畫工具和材料的不同也使筆墨形成了某些特殊的形態。以書法為例，晉唐時多用一種堅硬而吸墨較少的有心筆，于是出現筆劃開叉及頓筆處有賊毫直出的現象。北宋中葉始用較軟的兼毫或羊毫無心筆，形成豐滿圓潤的筆劃。至清代中期以后又逐漸流行極軟的純羊毫筆。就繪畫而言，清代同治、光緒以前，畫山水大多用鼠須、狼毫等硬筆，僅渲暈時才用羊毫，晚清以后才有人全用羊毫畫山水，出現一種較肥軟的線條。如果前人的作品中出現后世才有的筆墨形態，那就有偽作的可能了。從書畫家個人來說，每個書畫家由于執筆方式、書畫習慣、運筆的遲速輕重、筆鋒的轉折變化、墨色的濃淡干濕等各不相同，皆會形成其獨特的筆墨性格和形態。雖然許多書畫家的筆法在其不同時期有所變化，但其間總有一定的聯系，總有一些發展脈絡可尋。因此，當我們了解了某個書畫家的筆墨特點及其變化后就能認識其作品的基本面貌。如果署名某作者的作品與我們對作者的認識大相徑庭，其真偽就很成問題了。事實上，筆墨對作偽者來說是最難模仿的東西，一個書畫家在長期的操作中逐步形成的特點要另一個人在短期中完全掌握并一絲不差地再造出來，實在是不大可能的。尤其是一些較縱放，個性很強的筆法，刻意臨摹，必然死板，仿其大意，則難與之相似，而且容易露出作偽者的本相。由此可見，筆墨常可成為辨偽時的決定性因素。
　　物體形象和字形、體勢對辨別真偽也有重要作用。從時代特征看，六朝人物畫皆“清贏示病之容”的“秀骨清像”；初唐，人物形象漸肥，至盛中唐，更呈圓渾肥胖而健碩之狀，其間區別很大，就個人而言，特征更明顯，如仇英畫人物，多短臉小眼；李士達畫人物，多圓臉似球；吳歷畫山樹常呈欹倒之狀；吳彬畫山，則穿空萬丈。如果出現反常的情況，就應提出疑問了。書法的字形和體勢也有時代的和個人的特征。鑒定家謝稚柳將傳世的王羲之《游目帖》定為元人偽作，理由是此帖已具有趙孟頫書法的筆勢和形體，這一判斷正是基于時代和個人的雙重特征作出的。
　　構圖和章法的風格特征也是不可忽視的。南宋馬遠、夏圭等人習用的“一角”、“半邊”的局部取景法當然不可能出現在北宋山水畫中，明清時形同布算的館閣體章法也不可能見于宋元人的書法作品中(碑版、墓志除外)。還應一提的是，臨、摹的書畫偽作也常會在字行和物象間的相互呼應上露出破綻。
　　所謂“神韻氣息”是指書畫家通過各種藝術手段表現出來的思想情感、審美情趣等內在精神。這種氣息既有時代性的，也有作者個性的。有些高明的作偽者在模仿某家書畫作品的形式特征上可達到亂真的程度，但卻絕不可能復制出他人的內在精神。如張大千仿作的石濤畫，在藝術形式上確實難以看出問題，但卻無石濤的內在精神，對此類仿作只能依據氣息來辨別了。當然要能感受作品的神韻氣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辨偽者必須具有高度的修養和長期實踐的積累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因而對初學者來說，是較為困難的。
　　(2)依據書畫作品的具體內容辨別真偽
　　書法作品的文字內容和繪畫作品的物象形制也是辨別真偽的重要依據。任何書畫作品都是處在特定歷史時期中的書畫家的藝術創作，因而總能反映出一些歷史的和作者本人的事實。古代的許多書畫名家往往兼是文人學者，他們所具有的高度文化素養是一般的作偽者望塵莫及的，即便是一些高級的作偽者，也因歷史的發展和社會、文化條件的變化而不可能具有前人所特有的經歷，因而作偽者常會犯一些原作者不可能犯的錯誤。基于這一情況，我們可以運用考證的方法來判斷，作品中的東西是否與時代的和作者本人的實際情況相一致，并以此確定其真偽。
　　書法作品可以從避諱、字句及具體內容等方面加以考證。所謂“避諱”是指人們在說話作文時遇到與某些人物名字相同的字必須避開或改寫。這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歷史現象，它源于周代，秦漢以后，其制日臻完備，諱禁也越來越嚴。避諱的種類主要有“國諱”、“家諱”、“圣人諱”三種。“國諱”主要避當朝皇帝及其父祖之名，也有進而諱及皇帝的姓、字，皇后及其父祖之名，前代年號，帝后謚號等的。　　“家諱”是避本人的父祖之名。“圣人諱”是避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人之名。避諱方法大致有改字、空字、缺筆三種。舊時，犯諱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因此人們對諱禁是極端重視，嚴格遵守的。由于所避之諱多有較確切的年代，我們便可據以斷定作書的時間。如《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的北宋黃庭堅正書《千字文》，寫得頗為貌似，但文中卻避了南宋孝宗名諱“慎”字，因此可以肯定它是南宋人的仿書。當然也有少數例外的情況，如有些臨摹本避前代之諱而不避當代之諱，也有一些顯然是真跡，卻應避而偶然忘避了，這是應該注意的。在作品中出現原作者不應有的錯字和乖謬不通的文句也是作偽者易出的破綻。錯訛字多是作偽者在臨摹時看錯了筆劃或臆造時不曉前人文意而造成的。這與偶然的筆誤是迥然有別的。如傳世的柳公權書《蘭亭詩》中“伐木”誤書成“代水”，“夫子”誤書成“先子”，前者之訛已極不通，而后者更成天大的笑話，難道柳公權會將孔“夫子”與“先子”(古人稱自己的亡父)搞錯嗎！　　考證作品中的具體內容也常能發現作偽的證據。我們可從文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涉及的典章制度、風尚習慣乃至書寫格式、遣詞造句、稱謂語等方面著手，考察其是否與特定的歷史事實相悖，如果一件號稱為前人的作品卻書寫了后人的詩文，或用了后世的典故，那就必偽無疑了。
　　繪畫作品的真偽可以從建筑物、服飾、家具、日用器皿、交通工具等的形制上加以考證。歷史上，各類器物都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因而都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后人固然可以描繪前代的事物，但前人絕不可能畫出后世才有的東西。如果一幅題有唐人名款的繪畫中畫出了用藤竹纏扎的高形圓幾和帶束腰的長方高桌，那就可斷言這一定是宋或宋以后人的偽作。如果一幅畫中有戴紅頂花翎的人物，那么無論其紙絹如何古舊，也絕不可能出于清以前人之手。
　　(3)依據作者的款題、印章辨別真偽
　　作者的名款、題跋和印章是辨別書畫真偽的一個重要方面。一般來說，書法較繪畫更難作偽，許多贗品常會在款題上露出馬腳，因此不少鑒定家常通過看款來辨畫，以此作為辨偽的捷徑。看款題與看書法作品一樣，也主要依據其風格特征來辨識。此外，對一些臆造的偽作則可運用上述的考證方法來辨識。例如，在時間、年齡、地點、官職、家世、交友及重大事件等方面，作者本人一般不會出錯，但后世作偽者卻容易出錯。有一傳為金農所作的《萬玉圖》軸，題識中稱此作是送給汪士慎欣賞的，末題“七十六叟金農”，但事實上，金農76歲時汪已死去多年，金與汪同居
　　揚州，是來往密切的好友，怎么可能在汪死后仍寄畫求賞呢？款題的格式也有一定的時代特征和個人習慣，因此還可據此鑒別。如上款中稱“某某仁兄雅屬”是清道光以來的風氣，它不可能出現在清初及以前的作品中。作者落款，董其昌晚年有書不署“玄宰”，畫不署“其昌”的習慣；朱耷中年為僧時署僧名，稍晚署“驢屋”、“人屋”等別號，60歲后才署“八大山人”，時間界限頗分明。至于添款、改款等，還可依據紙絹的傷痕、墨色的新舊、墨跡的沉浮等來辨識。
　　印章是取信于人的憑證，一般來說，書畫家在用印章表示確屬自己的作品時，態度是鄭重的。歷史上有不少書畫家在很長的時間中，甚至一生中，都用比較固定的數方印。而從印章本身講，也較繪畫更難作偽，在照相制版術發明以前，要通過翻刻的方法將印章偽造得絲毫不差是極其困難的，即便是用照相制版的辦法，仔細辨認也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破綻。可見，依據印章的真偽來判斷作品的真偽是有相當可信度的。因此，舊時的鑒定家，尤其是晚清的收藏家曾將印章作為鑒定書畫的主要依據，如龐元濟就非常重視印章，主張逐件畫、逐方印地進行核對。鑒別印章除可用核對的方法外，還可依據其時代特征。如印文，唐、宋、元人喜用小篆，明清則多取秦漢璽印文字；印形，一般是方、長方、圓、橢圓、葫蘆等形，宋、明時還偶有鐘形和鼎形；印質，唐、宋、元多為銅、牙、玉等，元末明初以來始用石章；印色，唐、五代多用蜜印或水印，北宋出現了油印，至南宋，油印漸多于水印，元代以后全用油印。倘有一幅元人字畫，卻用了皖派刀法的石印，那就大成問題了。
　　當然款題、印章也有其局限性。如有些書畫家用印既多且亂，根本無法核對。有些書畫家死后，別人將他留下的印章蓋到偽作上去，還有一些書畫家出于各種原因，在他人代作或仿制的作品上題上自己的名款，加蓋自己的印章。此外，還有人用移款、拼接、利用真款的余紙作假畫等等手法作偽。于是便出現了款印真而畫假的情況。因此，我們既不能全信款印，也不能不信款印，而應該將款印作為一種重要的輔助依據，與書畫本身結合起來考察，只有這樣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