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興紫砂藝術已經綿延數百年，以其溫雅細膩的質地、千姿百態的工藝造型和特有的文化氣息以及茶香濃郁不放、茶湯隔夜不變味、保溫而不燙手等特殊的功效為古今中外的文人雅士所喜愛，在中國陶瓷藝術史卜獨占一席之地。

　 我國飲茶習俗有著千余年的悠久歷史，作為飲茶之用的紫砂茶具的歷史也相當漫長，過去很多人認為紫砂茶具始于明正德年間，最為著名的是“供春壺”。1976年在宜興羊角山發現一座專燒紫砂器的古龍窯，窯址中堆積了人量的紫砂陶片，經粘接復原后，器物主要是壺、罐兩大文，經南京博物院組織專家進行鑒定，此窯的年代應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此外，鎮江博物館在南宋廢棄的井中也發現有紫砂陶器殘片。由此可證，紫砂茶具始于宋代，這種觀點逐漸被人家認同。

　北宋紫砂創始初期是地道的實用器物，古樸渾厚，經濟耐用，與明中期以后的風格迥然不同。明以前的紫砂壺用于燒水煮茶而沒有更多的裝飾。明初，在飲茶習慣上改為散茶，即把茶葉放進卡內注入沸水沖泡，講究品茶，開始召視茶具的裝飾，逐漸地由單一的實用功能向藝術審美功能轉化。

　明中期以后，文人士大大階層的參與品評和提倡使紫砂藝人的智慧和靈感得到充分發揮，出現了時鵬、董翰、趙良、元暢四人制壺名家。時鵬之子時大彬是晚明最負盛名的紫砂大師，最初訪制供春壺。后來他來到江南太倉，結識了陳繼儒、王時敏、王鑒等著名學者和書畫家，共同探討茶藝、品茶之道，深受啟發，因而改制小壺，以便適應文人階層追求淡雅、超俗的審美風尚。明人認為“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白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也？顯小則否不渙散，味不耽擱（《馮可賓條箋》）。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說，大彬壺問世年代已“知名海內”。近代李景康、張虹的《陽羨砂壺考》的著錄中，僅記載有十六件大彬款砂壺真品。時大彬象所有的占代藝術大師一樣，對自己的作品有著極其嚴謹的態度，“遇有不愜意，碎之”，絕不允許其流傳下來。這種對待藝術精益求精的創作精神，使得大彬壺在當時就已經名重藝林，只有極少數的文人騷客能有幸得到大彬親手制作的壺，且大都秘不示人，甚至主人死后將壺陪葬身邊，其寶愛程度可見一斑。大彬壺制作稀少，而且使用率極高，很容易損傷，這也是留傳至令如鳳毛麟角的一種客觀原因。現在社會上有不少制作精湛又有時大彬款識的器物，但能確認為真品者是極少的。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形體碩大的紫砂攝球壺，通高 27、 11徑 13．5、足徑 15．7厘米；壺腹圓球形，短粗須，彎流，曲柄。曾插式起凸圓蓋，蓋鈕透雕鏤孔錢紋，腹部深刻草書詩文“江上清風，山中明月”，句尾草書五字“丁且年大彬”。壺體豐滿，胎厚而沉重，砂質潤澤今澀，包漿明潤，呈深紫色；蓋鈕如球，玲瓏剔透，整體給人一種渾圓飽滿、敦厚大方的美感。丁丑年應為公元1577年，也就是萬歷四年。此壺沒有詳實可靠的檔案材料記錄其出土情況，對其年代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大彬真品，也有人認為僅憑落款似乎不能證明為時人彬所制，應屬清代高手仿制。筆者較為傾向后一種觀點。因為從砂胎的質感和書款刻本的手法以及圓滿豐肥的造型和精雕剔透的蓋鈕都更接近清代制壺工藝及風格，再者，甲是27厘米的高度，在存世的人彬壺中未見，這一點很重要。

　香港著名收藏家羅桂祥先生曾經研究過海內外有明確紀年的大彬壺或同時代茶壺的體積，最大的屬1965年南京中華門外馬家山明司禮監太監吳徑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壺，連同提梁在內也只有17．7厘米高。同時出土的有紀年墓志，對于我們認識時大彬時代紫砂壺的面貌提供了可靠的借鑒依據。據初步調查，明代紫砂壺的高度以11厘米至16厘米居多，也就是中、小型壺占絕大多數，超過20厘米高度的砂壺基本沒有。太人的壺體個符合當時人們“每一客，壺一把”的飲茶時尚，而且過大的容量茶香易渙散，既浪費茶葉而已情趣皆無。大彬命真品的紫砂胎具有“砂粗、質古、肌里勻”的特點，多以古樸的造型、精湛的工藝取勝，罕見圖案裝飾和詩詞題記。這件丁丑年款的大壺，砂質細滑，詩句優雅，陰刻草書極其流暢，不符合時壺樸實無華的藝術風格。

　那么，目前被確認為時大彬真品的壺是什么樣子呢？現在，我們以沒有爭議的幾件出土器物和一件故宮博物院傳世的藏品紫砂股雕漆壺為例證，共同探討它的真實面貌。

丁丑年大彬款掇球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

　明紫砂提梁壺 南京馬家山吳徑墓出土

圖 2

　

明大彬款三足圓壺 江蘇無錫華涵莪墓出土

明大彬款六方壺 江蘇江都曹氏墓出土

　一、1968年，江蘇省江都縣丁溝公社曹氏墓出土一件紫砂六方壺，通體高11、口徑5．7厘米，壺腹、流勻為六棱形，柄出五校，口、蓋、鈕圓形，砂質呈深紫色，底足流與柄的對應線上有陰刻楷字“大彬”。同時出土的有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地券磚一方。

　　二、1984年，江蘇省無錫縣甘露鄉華涵莪意出士一件紫砂三足圓壺，通高11．3，口徑8．4厘米，壺身圓形，下承三乳頭形矮足，蓋面淺浮雕四出如意云頭紋，蓋鈕如珠，中部留有出氣小孔。壺體呈淺褐色，閃爍有淺黃色顆粒，精光內蘊。柄與足空隙處橫刻陰文“大彬”：字楷書款。同時出土的有崇禎二年（ 629年）墓志。

　　三、1987年，福建省漳浦縣盧維恢墓出土一件紫砂鼎足蓋圓壺，通高11、口徑7．5厘米；壺蓋的造型十分奇特，凸起的圓形蓋上出二戟足，試將壺蓋翻過來平放又是一個下承三足的淺盤。壺體豐滿，口底相當，淺圈足，此流，圓柄。胎體呈磚紅色，布滿白色砂點。底足內單行豎刻陰文楷書款“時人彬制”四字，字體結構勻稱，遒勁有力，字口深峻，功力深湛。同時出土的還有萬歷四十年（1612年）墓志。

　　四、故宮博物院舊藏一件紫砂胎雕漆四方壺，通高13、口徑7．8厘米；腹、流、柄均為四方形，口及蓋作圓形，方足四角承條形過底矮足。朱紅色漆層約三毫米之厚，四面開光，內剔刻人物、山水、樹石、花草等多層紋樣，漆質優良，刻工精細，展現出明代宮廷雕漆藝術華美豐厚的藝術特點，同時也映襯出紫砂壺胎造型曲線的順暢優雅。壺的底部髹黑漆，漆層下陰刻楷書四字款“時人彬制”隱約可見。當時時大彬制壺享有盛名，并且進呈到宮中作為雕漆壺的內胎。這是宮內僅存的為文物界所共認的時人彬制作的紫砂壺。從漆層呈色、雕工特征來看，應為萬歷晚期至天啟年間。

　　以上所舉四例，僅是近四十年來地下出土和一件故宮舊藏。另外，在香港茶具文物館、美國佛里爾美術館、三藩市亞洲美術館以及個別的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明確紀年款的時人彬紫砂壺，但總數沒有超過二十件。形制除此四例外，尚有僧帽壺、六角方壺、印方方壺、瓜棱壺、開光方壺等。就壺體大小而言，沒有超過20厘米的高度。這些僅存的大彬壺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多屬中型壺，而且多為光索無紋，追求素面素心，為的是呈現紫砂的色彩美，在這一點上，與明代家從那簡潔洗煉的造型、不事繁縟的刀工而展現天然木紋美麗的風格有著相似的風韻。前文介紹的掇球大壺，如鶴立雞群，腹部題詩內客源于蘇武《前赤壁賦》中“惟江上清風，與山中明月”的佳句，這類出自唐宋詩文的刻銘裝飾在清代的紫砂器制作上十分流行。最后要提及的是，大彬壺真品陰刻款識多個壺底或底與柄之間的空隙處，字體近似歐、柳，結構搭配有力而結實，刻法深峻有力，流暢自如，功力極深。
時大彬的藝術風格明朝建立以來，手工業者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放。元朝推行的徭役制度，奴隸工匠制度逐步廢止，手工業者獲得了完全的創作自由。他們能根據自己的興趣，自由地進行藝術創造。明朝以來，茶葉生產也有了極大的發展，茶葉工藝也有了質的飛躍，從原來的團餅狀的茶，發展到了與現代基本相同的散葉狀茶。當時社會上由于市民階層的發展，知識分子和士大夫的極力提倡，茶與文學與文人相結合，以茶文化為號召，茶風空前盛行。由此而形成的社會時代理念，也對紫砂創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時大彬是紫砂藝術承上啟下的集大成者，他開創了紫砂創作與文人緊密結合的先河，他從文人那里了解社會的需求，了解什么是高雅的審美情趣，從而指導自己的紫砂壺設計和創作。他在游歷蘇州、松江、太倉等地以后，與當時的文人學者陳繼儒、董其昌、王時敏、王鑒等結交以后，他的壺藝風格又有了新的轉變。時大彬吸取他們的意見，原來做大壺，后改制小壺。以竹代刀，在壺上刊刻銘文款識。這些更符合文人意趣。時大彬也從生活中吸取養分，在題材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當時紫砂壺有兩種風格，繁縟纖巧和樸實大度。時大彬堅持了樸實的風格。這種風格從現存的，或在明代紀年墓中出土的時大彬制作的紫砂壺中，可見一斑。如他的“六方壺”、“如意紋三足圓壺”、“扁鼎足蓋圓壺”、“僧帽壺”等作品，都反映出“時壺” 的樸實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