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藝術的產生，和其它事物的形成過程一樣，必然有其起始年代，也必然有其發生發展的原因。學習書法藝術，應該了解它的這些常識，以便深入探討和研究。然而，迄今對書法藝術的濫觴年代尚存不同看法，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漢字始，則書法始”；另一種觀點認為“書法成為藝術，始于漢末魏晉之際”。究竟應該怎樣認識這一問題，我想試從下面的內容，談談自己的粗淺認識。

一、書法藝術濫觴的上限

關于書法藝術的起始年代，前賢有不同說法。《中國書法簡史》載：元代學者郝經《陵川集》說：“夫書一技耳，古者與射、御并，故三代、先秦不計夫工拙。而不以為學，是無書法之說焉……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后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又載元代另一學者劉因《荊川裨編》說：“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為名，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為專門之學”。徐悲鴻《積玉橋字題跋》說：中國書法“……自漢末迄今近兩千年，……昔為中國獨有，東傳日本，亦多成癖；變本加厲，其道大昌。”鄧以蟄《書法之欣賞》說：“逮魏晉之際……書法已完全進入藝術領域；筆法間架，講究入神，如衛夫人之筆陣。”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說：“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和裝飾化，是春秋時代的末期開始的”。朱仁夫《中國古代書法史》說：“書法是漢字的書寫藝術，漢字產生，書法也就開了頭，即漢字始，書法始”。以上種種說法，其立足點各有不同，答案當然也就不會一樣。我認為，要說明書法藝術產生的年代（即上限）這一問題，至少要先弄清兩個不同和一個關系，即：漢字史與書法史的不同，使用書寫和藝術書寫的不同，以及藝術形成對必要的客觀條件的依賴關系。因為這是認識問題和研究問題的前提。

（一）、漢字史和書法史的不同

　　漢字的產生不等于書法藝術的產生。對前者的研究屬于文字的領域，對后者的研究屬于藝術的領域。漢字，首先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第一功能是傳播語言。當它只有在發展到一定的歷史階段時，才有了第二功能，即成為書法藝術的表現對象（書法藝術的實體）。雖然，后來書法對于漢字的演變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漢字的演變發展，不是因書法的需要，而是因語言的需要，因社會交流使用的需要。不管有無書法藝術，漢字都是要演變發展的。漢字的形體演變史不等于書法史。

　　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一文就認為：“所謂演變，也即是由篆而隸，由隸而楷這些字體演變的過程，而不是指書法家法書的淵源和影響”。漢字對于書法藝術，是基礎，是先導。而書法藝術對于漢字，是派生的，是功能的擴展。書法必須依賴于漢字，必須建立在文字的實用性上面，沒有漢字及其使用就沒有書法藝術。

　　因此，必然是先有漢字，后有書法藝術。

　　誰都知道，任何新生事物的發生，之前必然要有其孕育階段，書法藝術的產生也不例外。如果說，漢字及其書寫孕育了書法藝術，不管這個孕育期有多長多短，作為藝術的書法總不能和漢字的創造同時出現。當然也就不能“漢字始，書法（藝術）始”。如果，將“書法”只看成書寫技法，書法到是可以與漢字同時出現。只要寫字，就有法則和方法問題。但關鍵是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再把技法和藝術等同或混淆起來。

　（二）、使用書寫和藝術書寫的不同

　　使用書寫不等于藝術書寫，這是毫無疑問的。書寫以使用為目的時，主要在于把字寫清楚、寫正確，可以不“法象”，可以不考慮筆墨紙的質量、人的心情和身體狀況、氣候環境等條件的影響。當書寫主要是為了供人欣賞，作為藝術行為出現時，就非要顧及這些條件不可。書家都有這樣的體會。唐太宗李世民就有切身說法：“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覆。”又說：“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還說：“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毫為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

書法藝術是漢字書寫，但不能把所有的漢字書寫都看成是書法藝術。常人因缺乏藝術修養和缺乏對書法藝術的追求與研究，他們寫的字，有的連基本書寫規范標準都無法達到，根本就談不上藝術。即便是書家的書寫，也不完全是藝術品。這里有著意、不著意和其它許多因素的影響。漢字初創時期或正在演變過程中（書體不定型），多數人對它還處于不斷認識或使用為主的階段，那時的書寫技法還不成熟。盡管也有寫得不錯的，那只是書寫者天賦的一個反映，但還達不到理論的自覺和高度，仍算不上藝術書寫。藝術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它需要技藝的積累和情性的投入。

（三）、藝術的形成依賴客觀條件的具備

　　任何事物的從無到有，其形成的過程，都要依賴一些客觀條件的具備。條件不成熟，過程有阻礙，都會影響事物的發展。

　　書法藝術的形成需要哪些條件呢？

　　至少要有比較完備、成熟的藝術表現對象──漢字體系，要有雄厚的有利于藝術實現和發展的本質力量──能書者隊伍的壯大發展和良好的書寫用具，要有廣泛的對書法藝術的需求和共識──文化生活需求，要有官方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和扶植──社會環境允許。所有這些條件都是書法藝術產生不可缺少的。

　　東漢末開始，初步具備了以上這些條件，而且還出現了書學和書學理論著述，使書法形成藝術門類有了可能。把東漢末至魏晉之際作為書法成為專門藝術的濫觴時期，是比較合適的。這是站在藝術胚胎開始成熟和時人已經自覺追求并且公認書法藝術的立場上的觀點。　　

二、為什么把書法藝術的濫觴期定在漢末魏晉間　

　（一）漢字諸體具備，各臻其妙

　　漢魏之際，中國的漢字體系趨于齊備。特別是行書、草書的出現，方便了書寫者的手性，產生了較明顯的因書寫速度和用筆方法不同所帶來的差異。楷書的成熟不僅使漢字完成了字型結構上的總趨勢由篆的立長，至隸的橫扁，至楷的方正的轉變，也使漢字完成了點畫由篆的單一筆法向楷的多種筆法的轉變。而且從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期間，戰事未寧，朝代更替頻繁，漢字使用比較自由，各種字體同時發展，各臻其妙。所以人們不僅能夠看到“篆隸真草”各種面貌，同時也能看到各種字體的多樣風格。這些都不斷促進著和誘發著人們對漢字書寫美的認識和共識。

　（二）工具材料的改良對書寫的優化

　　后漢時期，我國的筆墨硯紙相繼發明，而且有了進一步改良。尤其是墨和紙的產生和改良更為重要。因為據傳自大將蒙恬作秦筆始，就已出現了鹿毛、羊毛兩種不同硬度的毛筆，極大地方便了使用。但墨還不先進，且多書寫在板硬的竹筒上或少量的書寫在面不平挺的縑帛上，所以書寫效果受影響還比較大。“西漢中后期我國已發明了植物纖維紙，經過東漢蔡倫的改進、提高，開始用作書寫材料。”（《中國古代文化史》）正因紙的受墨較其它材料更加優越，從而優化了書寫的美感與韻味。墨的質量的提高據說是從三國的韋誕開始的，他制造的墨，質細色黑還有光澤，被譽為“一點如漆”。佳墨無疑會增添書寫字跡的潤色和光彩。這些更加保證了書寫的質量和品味的提高。

　（三）出現了眾多善書者

宋·蔡襄說：“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書最盛。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鐘、王多楷書，為世所尚。”漢·趙壹說：“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這兩則信息告訴我們，漢魏之際已經習書成風，追能效法，出現了許多善書人才。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記錄漢、魏、晉時期主要能書者有曹喜、蔡邕、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杜度、崔瑗、張芝、張昶、韋誕、鐘繇、索靖、皇象、王羲之、王獻之、謝安等六十六人。近師勉之《中國歷代書法談要》統計僅漢至魏晉間書家就有二百二十八人之多。在漢魏之際，各種書體還出現了眾人師承的名家門派：如蔡邕的漢隸，張芝的今草，劉德升的行書和鐘繇的楷書各領一家風騷。

　　
另外，據碑帖查考，東漢已開始簽屬書者姓名。如洪適《隸續》云：“《西狹頌》題名，其仇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遣詞，皆斯人也”。又如洪適《隸釋》云：“《衡方碑》末，有小字門生朱登題名”。還云：“《武班碑》末云‘紀伯允書此碑’此又漢碑具書人姓名之一事也”。可見社會開始以書為榮和以書為專門藝事。

　（四）有了“書法”的概念和書論

　　李健（1881—1956）《書通》中說：“‘書法’二字，始見于《后漢書· 儒林傳》，……是知談‘書法’自漢始”。后魏· 江式《論書表》說：“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以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又說：“后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知道，在漢末，已經有了“書法”這一概念，而且開始認識到書法是一種藝技。

　　不僅這樣，漢魏晉間也開始有了書論著述。趙壹的《非草書》是記載中的首篇。相繼還有東漢蔡邕的《筆論》、《九勢八字訣》和《石室神授筆勢》，魏·鐘繇的《筆法》，晉·衛恒的《四體書勢》，王羲之的《用筆賦》、《草書勢》、《天臺紫真筆法》、《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后》等多種。對書法的實踐和認識的提高起到了指導和推動的作用。

　（五）把書法作為藝術品來審美娛情

把書法作品當作一種美的藝術品來鑒賞和玩味，是漢末魏晉以來及南北朝時期開始出現并逐漸形成的文化現象和社會風氣。

　　趙壹《非草書》文首就說：“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于是后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秘玩”。

　　師逸之《中國歷代書法談要》引羊欣云：“安定梁鵠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陳振濂在《書法學綜論》里更詳細地記錄了這件事：“漢末，書法作為藝術的意識還剛剛萌起，對書法從藝術上進行欣賞而不僅僅視為實用工具的風氣，還不很普遍，……安定人梁鵠，曾任涼州刺史，附劉表，后降曹操，善八分，知名度甚高。對他曹操并不以貳臣視之，卻盡力發揮其善書之長，將其書作懸諸軍帳，行軍打仗亦不稍忽，回營后則將之“釘壁玩之”。這里的“以為秘玩”、“懸帳中”和“釘壁玩之”，正是為了觀賞和娛情。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載：后漢師宜官“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師宜官比較窮，他利用自己的一手漂亮的字供人觀賞賺喝酒的錢，迎得了酒客和酒肆老板的滿意，這是以書法提供審美契機和滿足娛情的又一例證。

魏晉南北朝以來，由于社會長期動亂不安，皇室奢侈腐化，皇權殘暴惡毒，使一部分統治者和文人、士大夫們滋長了悲觀厭世和貪圖享樂的思想觀念。不問政治和“清談”之風日益形成。因此以藝事為求，以書法寄情，甘愿殫精以赴，疲神靡辭。對此僅梁·虞和《論書表》一文就有“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跡，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毅頗尚風浪，亦甚愛書，傾意搜求”，“或真、正、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遂得游目環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睹”和“機息務閑，從容研玩”等多處記述。

　（六）書法越來越受到重視

　　書法藝術得到重視和發展，與官方政府的提倡和推廣是分不開的。早在西漢王朝丞相蕭何制定的《草率》中，就規定了秦之八體繼續通用，并作為學童應試的內容，成績好的，可擔任專門負責文書工作的“尚書”、“史書令史”。這是“以書取人” 的開始。后來效法于此，有杜陵人張安世以書為給事尚書（《漢書》）、“太和中，（韋）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和“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四體書勢》）等記載。

　　與此相應，書法的價值也高起來，《論書表》載：“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張懷　《二王等書錄》說：“文皇帝盡價購求，……并以金寶裝飾”。足見對書法的珍重。據傳一把值二許的竹扇，因王羲之在上書五字，就可賣到一百許。

　　書法還被用來作為禮品相贈，或用來酬慰客人，顯示貴重。《論書表》就云： “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羲之）欲以書相報，……” 還說：“桓玄愛重書法，每宴集，輒出法書示賓客”。除此，上門求書也成為一種重書的現象。相傳，因求智永書法的人太多，其家門庭若市，戶限竟被踏破，只好用鐵皮包起來，因此智永又有了“鐵門限”的雅號。

綜上所述：漢字的書寫，由會寫到寫得較好，由寫正確到寫美觀，由講究外形到追求內涵，它的不斷提高和發展，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認識與實踐的歷史過程。漢末至魏晉、南北朝四百多年間，中國的漢字諸體具備，書體流派芬芳。中國的文房四寶品類豐富，已達精良。文人墨客馳懷縱情，以書為談，以書為樂，以書為榮之舉蔚然成風。加之皇帝和官僚的推波助流，中國漢字的書寫藝術得以濫觴。

三、補論

急需補充說明的是，把書法藝術的濫觴時期定年代于漢魏之際，必然又要產生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漢魏之前有無“書法家”？甲骨文、金文、小篆作品是不是藝術品？回答是肯定的。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就把李斯、趙高納入能書行列，而且列為文首。不過這是“追譽”，是后人出于對古人的“尊重”。秦時頒布小篆主要是出于文字的通行使用，還不是作為藝術品，李斯也不作為書家面目出現，社會上還沒有“書家”這個“意識”和“共識”。甲骨文、金文、小篆作品也一樣，我們今天把它看成是藝術品，是因為它本身具有美的素質，其書寫也合乎現在要求的藝術法度。作為已經失去社會使用（通用）價值的古文字，還有其藝術生命力和表現價值。這也是“追譽”。是尊重傳統、尊重古創、尊重中華民族已有的文化和勞動成果。這些藝術品（或原始的書寫作品）是后人在欣賞中發現的，在時人眼里都是一般的使用，最多被看成比較規范比較漂亮的字，而不被看作是藝術，還不能說是書寫者的有意“為藝”行為。目前還沒有發現有關當時把書寫作為藝術品的記載。

　　不過，我們不能因為將書法藝術起始年代定在漢魏之際，就可以否定之前有書家和藝術品。我們要歷史地看問題，對傳統不能割裂。事實也是這樣，正因為之前有我們今天看到的“書家”和“藝術品”，才不斷孕育和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產生。同時，我們也不能因為把古人和古人之作看成藝術家和藝術品，就可以不顧歷史的客觀存在，不顧事態的發展過程和規律，將書法藝術“不孕而生”。如果說在秦漢之前每種字體都已有了許多能書者（現在看是書法家）和許多精采作品（現在看是藝術品），這正說明書法藝術的產生有著廣泛的來源和深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