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研究孫過庭《書譜》的文章、書籍不少，其中也有論及《書譜》“五乖五合’’內容的。但現有研究對“五乖五合”論關注不夠，本文力求對已有課題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本文研究目的、研究價值在于：準確理解中國古代傳統書法理論G這里指孫過庭“五乖五合”論)，明確書法創作如何才能得到正常特別是超常發揮，達到創作巔峰狀態，揭示“五乖五合”深層原因，說明人的境界最終將決定書法的境界，從而提示心性修為的重要性，說明“五乖五合”這一創作論對于書法創作的重要意義、啟示

一、“五乖五合”與孫過庭書法本質觀的關系。

孫過庭《書譜》立論之在，是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來揭示書法藝術的創作規律，這是孫氏宏論玄言，不舍宗旨，微言據以切身體悟而分論有序的書學思想之體現。毫無疑問，孫過庭在《書譜》中舉凡書法史、書法批評、書法創作、書體比較及書法繼承與創新等問題都有精辟的闡述，反映了他對書法藝術的遠見卓識。但《書譜》最具特色之處是貫穿全文的抒情寫意論，它是《書譜》書學思想之精髓。在孫氏眼中，書法藝術是作者情感、心意、性情外化而出的筆歌墨舞，故孫過庭認為書法的本質在于表記心靈(“書為心畫”)，用文中的話說就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就是“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直視書法為寫意、抒情藝術，強調書法為書者精神、情意的載體。 、

而“五乖五合”論中，無論是“五乖”中的“心遽體留”、“意違勢屈”、“情怠手闌”還是“五合”中的“神怡務閑”、“感惠徇知”、“偶然欲書”都關乎精神狀態，這與《書譜》的書法本質觀——抒情寫意論是一脈相承的。

孫過庭在《書譜》中談到向古人學習時，指出由于個性差異，失其情則乖其實，“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這兩句充滿哲理意蘊的句子，表明了孫過庭對書法藝術的美學思考是非常獨到精深的。其抒情寫意之美與中國古典文學相通。以境論書是孫過庭的一個卓越的貢獻。孫過庭解析王羲之的書法首先是從意境方面著眼的，他關注的是作品整體的精神表露以及表露的差異。

二、“五乖五合”與孫過庭書法審美觀的關系。

1、“中和”——孫過庭的書法審美觀。

孫過庭在《書譜》中提出了具體的書法審美標準。他的“和之以閑雅”的觀點，反映了士大夫階層書家人格的規范和審美趣味。“和”有溫和寬厚、融和、祥和的意思。中和的書法風格是以平和簡靜、含蓄蘊藉、法意相諧、推重靜氣為審美特征的。對中和之風的推重在《書譜》中隨處可見。

在孫過庭看來，這種書風既要求變化，又要求和諧；既要和諧，又不能雷同。所謂廣納眾美，過猶不及，正是“中和”之意。例如在論及書法質樸與妍美時，他要求“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意思是說“中和”了文與質兩種內涵才是佳書，強調“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同樣體現中和的要求，即入古而不背棄時代的特質，注重今時之新而不染今時之弊。

2、王羲之——孫過庭最推重的“中和”書風的代表書家。

在眾多書法家中，孫氏認為能夠稱得上“盡善盡美”的代表書家是王羲之。孫過庭所推重的是王羲之書法的“志氣和平、不激不厲”，這種狀態就是一種內力充實、精神閑逸、文質相兼、奇變和諧的至佳狀態，它與“神怡務閑”的精神狀態有不相違、趨于合的一致性。

孫過庭認為王字有剛有柔，有溫有威，有法有變，其特點是各種對立特質的統一。《蘭亭序》里所抒寫的正是一種溫馨恬和、靈秀飄逸、平和簡靜、含蓄蘊藉的情趣，表現了一種至中極和的風格。

從孫過庭的審美觀可以看出： “五乖五合”的提示，正是其審美觀所決定的，“合”則能達，、‘乖”則必失。

三、“五乖五合”之辨析。

“五乖五合”揭示了書法創作中精神狀態和創作情緒、創作環境、工具材料、創作欲望五個方面的問題，而這五個方面又可歸納為書法創作形態——“心”、“物”、“境”三個主要類別，三者雖可分論，但它們又是相互聯系。

1、心——精神、情意的顯現。

無論是“五乖”中的“心遽體留”、“意違勢屈”、“情怠手闌”還是“五合”中的“神怡務閑”、“感惠徇知”、“偶然欲書”都屬于心(亦稱為“精神狀態”、“志”、“精神”)的范疇。“心”在創作中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是書法創作的主因。

“神怡務閑”在《書譜》中指一種良好的精神狀態，沒有俗務纏身，身心均處在一種持盈保泰的自然狀態，它對應于人的整個生存狀態、生命狀態。此一“合”在“五合”中地位不尋常，因為“五合”關鍵在于“心物相融”，在于精神的愉悅、自然、自由，即“神怡”，它決定了整個書法創作過程(特別是用筆)的自然與自由。所以孫過庭說：“得器不如得志”，

“神融”才能“筆暢”。
“心遽體留”恰恰與“神怡務閑”相反，對應為書法創作極差的精神狀態。“遽”有急忙、匆忙、窘迫之義。繁瑣之俗務纏身，身體的超負荷勞作，生活的奔忙，使人精神渙散，身心均處在忙亂之中，無法靜，無法閑，自然更無法“神怡”，在這樣的狀態下作書，其結果可想而知。

“感惠徇知”的創作沖動能引起創作主體良好的書寫情緒，這種情緒可充分調動人的情、意、才、思，而“意違勢屈”則往往使人情緒低落，心情郁悶而煩惱驟起，使人的情、意、才、思跌入低谷。對于情緒引發的不同創作狀態而言， “感惠徇知”所喚起的創作狀態水平最優，最適于創作， “意違勢屈”則最低，最不利于創作。

“偶然欲書”是書法家在外界某種事物的觸動和內心某種情緒的激發下突然產生的創作欲望、創作沖動，而這種沖動的觸發與書家日常生活和藝術的積淀以及其敏銳的藝術感覺有著直接的聯系。 “偶然欲書”的契機怎樣才能達到呢?要達到“偶然欲書”，須借助一種“生”的創作狀態，在其感覺鮮活、敏銳的時候進行藝術創作，在技巧上不露長期熟練運作的規律性作用的痕跡。

2、物——書寫的工具和材料

“物”是書法創作的借緣，指書寫的工具和材料，它是書者精神通過書寫技巧借以傳達的物質載體。

紙筆墨等書法書寫工具，互相配合，充分發揮書法的材料特性，常常也是創作的一大有利因素。其中，毛筆的表現力極為豐富。中國歷來的書家都極重視對毛筆的熟練使用，而“用筆”、“筆法”就成了歷代書家通過操縱工具、利用材料以實現創作主體“完美”的孜孜追求。書寫中的“執、使、轉、用是否合度，與毛筆的關系也最大。 “唯筆軟則奇怪生焉”。書家使用毛筆如武士使用兵器一樣，一般都是按愛好與習慣選用，合愛好、習慣的就是最恰當的。墨對于書法創作的重要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從屬于筆和追求的墨氣的特殊效果的，工具與工具之間必須互相配合，筆、墨、紙皆稱手如意，只有這樣，才能“窮變態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

3、境——創作環境的作用

“時和氣潤”，是孫過庭所謂“得時”的外部條件， “得時”是書法創作的契機，是外緣。“時和氣潤”表示氣候條件，氣候作用于人的感受，可以轉化人的情緒、精神。

“時和氣潤”是指好的氣候環境。但是，環境條件又是多方面的，不僅包括自然之氣候環境，還包括社會環境，生活環境，人文環境，這些環境都能作用于書家情緒并在書法創作中反映出來，從而成為“一合”或“一乖”。

4、心、物、境之關系

孫過庭的“五乖五合”論，從正反兩方面揭示了書法創作中“乖”境與“合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所謂“合”境，是指主、客觀條件有機的協調和融合；所謂“乖”境，是指主、客觀條件非正常的異化，因而相背、相離于應有的創作條件和創作狀況)。“合”境分為“心合” (精神狀態、主觀條件)與“物合”？(客以觀條件)、“境合” (客觀條件)三部分，這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關系。同樣，“乖”境分為“心乖” (精神狀態、主觀條件)、“物乖” (客觀條件)與“境乖” (客觀條件)三部分，三者的關系既是相互作用的，亦是不和諧而背離的。

值得關注的是，孫過庭特別強調了“得時”、“得器”、“得志”三者之間的關系。盡管創作過程更多反映為心理過程，但也是一個內與外、主體與客體有機結合的過程。主客觀條件相比，主觀條件更具主導作用。古人說：，“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人們內心情感之生發、郁結，可通過書法創作得以宣泄、凈化，從而獲得心意的升華。要使手能準確地表情達意，表記心靈，創作者必須長期勞作于創作實踐中，只有具備“無間臨池之志”，才可望達到無間心手的境界。心不欲書之時(即“心遽體留”、“意違勢屈”、“情怠手闌”之時)書是不能佳的，即使“有意于佳”也無濟于事。所以‘得志”之：觀條件與“得時”、“得器”之客觀條件相比，是最關鍵的一“得”。孫過庭用一句“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總結三者之間的輕重關系是很精辟的。“得志”就是指書家情、意、志、趣的確立，亦是指書家擁有書法創作的最佳精神狀態。這種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靜、平澹的狀態；是一種無掛、無礙、無累的狀態；是一種大自然、大自在、大自由自狀態，而這種狀態也是杰出書家達到最高境界的應有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