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在黃帝，創(chuàng)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jié)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zhuǎn)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以戈為武，人言為信是也。轉(zhuǎn)注者，以老為壽考也。假借者，數(shù)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自黃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jīng)》，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有見者。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后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jīng)，轉(zhuǎn)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fā)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馀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shù)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zhì)文著世。 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fā)，真?zhèn)蚊曳帧?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zhí)臣而虧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苯*以垂穎，山嵯峨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飛飛而未揚。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fā)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guī)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quán)。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突出，若龍騰于川；渺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范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損益之，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陽十年，從獄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定乃隸字也。

　　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酆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漢祭酒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新，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善篆，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云：

　　字畫之始，因于鳥跡。蒼頡循圣，作則制文。體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效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協(xié)翼，勢似凌云。或輕舉內(nèi)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 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蚑蚑**。遠而望之，若鴻鵠群游，絡(luò)繹遷延。迫而視之，湍漈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shù)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華艷于紈素，為學藝之范閑。嘉文德之弘蘊，懿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灑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捬，梁鵠乃益為捬，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后為袁術(shù)將，今巨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shù)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書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于秘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鐘、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鐘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隸勢》云：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從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郁若云布。其大徑尋，細不容發(fā)，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裂，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guī)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設(shè)張，庭燎飛煙。嶄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云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后稱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jié)字小疏。弘農(nóng)張伯英者，而轉(zhuǎn)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為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仲將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于西州，而矜此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馀。”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云：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quán)。官事荒蕪，*其墨翰；惟多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yīng)時諭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guī)。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據(jù)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絕筆收勢，馀綖糾結(jié)。若山峰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事從宜。略舉大較，仿佛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