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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天飛 2012-08-14 11:42:27 來源:中國雕塑家網
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徐悲鴻先生先后在中華書局出版《悲鴻畫集》、《悲鴻描集》、《悲鴻近作》等作品集，并推薦出版齊白石畫集、左恩(初倫)畫集、《八十七神仙卷》等作品。并與中華書局負責人舒新城、吳廉銘等有大量往來信函，這些信函完整無缺地保存在中華書局檔案中，其中半數以上是與舒新城、吳廉銘等商議畫集出版事宜，另外尚有推薦作者、書稿，敘說時事、游歷、家庭狀況，托辦郵寄書籍、支取款項等事，內容極為豐富。
徐悲鴻先生以畫著稱于世，但書法作品尤為罕見。中華書局在百年局慶之際，將多年收藏的二百余通徐悲鴻書札結集出版。徐悲鴻先生書法早年學趙孟頫，后學北碑，體勢雄強，不拘一格。這些信札集中體現了徐悲鴻藝術成熟時期的書法造詣，除書法藝術的價值外，這些信札還保存了豐富的史料。徐悲鴻先生一生投身于藝術事業，根據劉汝醴先生為徐悲鴻先生藝術生涯的劃分，分為如下幾個時期：
1905(9歲，正式學畫)-1927年(留學歸國)，探索藝術的時期。
1928-1936年，振興民族藝術的時期。
1937-1952年，把希望寄于人民，將藝術獻給人民的時期。
中華書局所藏徐悲鴻書札，起于1930年，止于1952年，基本上與徐悲鴻成熟時期的藝術生涯相始終，其中蘊含了豐富的內容。
一、書札中所見
徐悲鴻的作品出版情況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徐悲鴻在中華書局出版《悲鴻描集》、《悲鴻畫集》等畫作，如1931年2月13日致舒新城：
集名《悲鴻畫集》(所以別描集、繪集)，將有自題簽作封面，共二十幅，茲又托曾先生帶上四幅，請立飭人攝出帶下，余六幅在影印中，不日寄奉。冊直式，序文待寄，用石印。不必珂羅版，太貴也。
此后一年多的時間內，二人反復磋商畫集的印刷、排版、銷售情況，細到目錄的排序，畫幅的橫直。徐悲鴻作為畫家，對自己作品的印制要求極高，如對用紙的要求：
描集紙質亦劣，不識連史紙有更好者否。向例樣張均極好，須飭工友細心工作，倘有破紙，或色太淡之頁應剔去(常常發現，實屬可惡)。
徐悲鴻除刊印自己的畫集外，還致力于引進西方藝術。他編寫《西洋美術史》，又介紹西方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到中國，如1930年12月17日，催促初倫(即左恩)畫集及普呂動畫集的印制。次年3月9日，又致信，詳細磋商初倫集字體及用紙事宜。
徐悲鴻為美術教學計，編選《畫范》，收錄經典作品，并在《畫范》序中提出了素描“新七法”，作為繪畫創作、習作的基本法則。《畫范》由中華書局出版。如1935年6月20日致舒新城說：“《畫范》非俟心定不能編，但在下月必能奉繳不誤。”
1937年5月，徐悲鴻赴香港舉行畫展，在某德國人處以一萬元加七幅自己作品的價格，購得唐代名畫《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鴻視此畫若生命，即與舒新城聯系，謀求將此畫出版。如1939年9月20日致舒新城：
弟之八十七神仙卷此時尚在港匯豐銀行內……定價至少港幣四元或國幣十元，宣紙精印，以夏布為布套，另印“仙樂隊全部”橫幅單片附入，俾可裝框。
從此信中可見徐悲鴻對《八十七神仙卷》的重視，要求裝幀豪華，印刷精美，并抽印附贈單片。
中華書局擁有當時亞洲最好的印刷廠，1927年，中華書局承擔了為國民政府印刷債券的業務，1931年，技術先進、設備當時號稱遠東第一的九江印刷廠建成投產，還擁有以沈逢吉為代表的一大批凹版雕刻技師。徐悲鴻對此也有關心，因與自己作品的印刷質量相關。如1931年12月23日徐悲鴻致舒新城：
尊處之凹版設備竣事否？成績何若？乞示。
徐悲鴻先生致力于建議國家成立三館：通儒館、圖書館、美術館，但沒有人回應。又向法庚款委員會呈交《藝院建設計劃》，主張陳列歐洲雕刻和繪畫副本，為“吾人謀身心之陶養”，但是依然沒有反響。退而求其次，打算選世界名作數百幅，編印一冊《星空》，計劃也無法實現。
這里的《星空》，當即《空青》。1930年4月2日徐悲鴻致舒新城信：
弟欲以四百種世界美術上之大奇杰作托貴局精印，取名《空青》(即世可無瞽目之意)，又以美術史貫串之。每圖有釋，并附作者小傳，較之籠桶之美術史可為言之有物，內容如下：
繪畫自十五世紀至于現在(約三百四五十幅皆在歐洲著名博物院中者)。
雕刻自埃及以來至于現在，約四十幅(以希臘為主體，在教皇宮、英大不列顛、法魯勿爾等處所藏)。
建筑如希臘、Panthenon、戈帝克或教堂米郎、羅馬等著名大教堂、巴黎歌劇院等約十余幅。
一年半內須印成，版稅百分之十五。
此書多登廣告，至少每一圖書館，每一中學校可購一部。
但此事隨即擱淺，1930年4月18日徐悲鴻致舒新城信，提到《空青》事，即因版稅未能商妥，一年半亦不能印出。此后屢有交涉，但終于不果，成為徐悲鴻的一大遺憾。
徐悲鴻與舒新城也就營銷方法進行過商討，如1931年3月3日關于簽名售書：
《悲鴻繪集》分平裝、精裝兩種，平裝定在兩元，精裝者“尚須編號，自一至二十并須由作者署名，以示名貴，此類把戲歐洲習見之。其價至少四元。如散原詩集大可如此做，因彼聲望足以號召也。由貴局開風氣，不亦可乎？”
這應該是國內簽名售書營銷方法的最早史料。從中也可看出，國內尚不普及。以至于需要中華書局“開風氣”。也可見在1930年代，我國現代出版的諸多要素已逐漸開始成熟。
二、書札中所見
徐悲鴻的交往
徐悲鴻交游廣泛，因以文化界人士居多，故經常向中華書局推薦書稿、畫作、文章。在中華書局藏徐悲鴻書札中即有齊白石、楊大金、蔣丹麟、楊度、周滌欽等人。
齊白石的成名，得益于徐悲鴻的慧識與提攜。徐悲鴻不僅在人前稱贊齊白石，為其舉辦畫展，親自上門拜訪，還把齊白石的畫作推薦給中華書局，尋求出版。1931年前后，徐悲鴻致舒新城的信中，有十余通是為齊白石畫集之事的。如：
1931年8月31日，向舒新城推薦齊白石。
1931年9月29日，催促齊白石畫集印制。
1931年10月30日，盛贊：“白石翁為中國今日唯一之畫家。湖南人，其畫見重東西洋各國，深愿先生為力，令其集早日出版。”
1931年11月28日，再次催促：“白石翁者，彼今年七十二矣，務懇兄趕催制就，弟事已亟，且愿讓之。”
徐悲鴻前后催促安排，其詳細周密，不啻對待自己的作品。書成之后，徐悲鴻親自寫序，稱：“白石翁老矣，其道幾矣，由正而變，茫無涯。何以知之？因其藝至廣大，盡精微也。”齊白石終于成名，徐悲鴻和中華書局厥功至偉。
楊大金著有《中國實業通志》，系徐悲鴻介紹到中華書局。蔣丹麟系徐悲鴻內弟，英年早逝，臨終有《天地間有數文字》一書，此書徐悲鴻認為，可以為中等學校以上之國文讀本，惟不列為教科書，見于1930年7月19日徐悲鴻致舒新城信中。此外還有：
1930年11月13日，為周滌欽推薦文章至《教育界》。
1930年12月12日，為沈宜甲謀出版。
1931年1月26日，為何兆清推薦《倫理學》。
1931年3月3日，推薦傅延文著作。
1934年10月16日，推薦陳之佛著作。
1936年5月21日，推薦楊晉豪著作。
1936年7月14日，推薦高劍父、張大千作品。
此外，徐悲鴻的學生擬赴日本留學，徐悲鴻不惜以自己作品稿酬作為資助，一再催印畫集，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徐悲鴻如此熱衷于推薦別人的著作，和他的處世理念是密不可分的。1935年，劉汝醴到南京探望徐悲鴻。徐悲鴻說：“自莫斯科回國之后，沒有連續三天能在家里安心作過畫。”劉汝醴說：“何不謝絕一切社會活動？”徐答：“與世隔絕起來，新藝術運動的擔子交給誰？”徐悲鴻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教學、創作和社會活動。提攜后進、交游才俊本來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徐悲鴻和劉海粟的官司，當時曾轟動畫壇。二人因理念不同，發生分歧，至于在《申報》上發表公開啟事，互相攻訐。1930年4月18日，徐悲鴻致舒新城，“劉海粟亦有一冊在尊處付印，如彼所印將先出版，則弟將以此部交中央大學刻入叢書，與尊處所約即須取消。”1932年9月5日致吳廉銘：“又見劉海粟等編之新派畫，行見流毒社會。弟之《空青》七年不出，倘謚尊處之于美術為善不足，為惡有余，不能辯矣。”這些材料，對深入研究徐、劉二人之關系，不無補益。
三、書札中所見
徐悲鴻的情感糾葛
徐悲鴻一生感情波折，中華書局所藏大量書信中，涉及感情方面事情尤多。
徐悲鴻早年家里有一位妻子，因是包辦婚姻，家里人強迫他舉行了婚禮，并生了一個兒子，但不久妻子逝世，兒子也因出天花夭折。1917年，徐悲鴻與心儀他已久的蔣棠珍(即蔣碧微)私奔到日本，終于結為伴侶。
徐蔣二人度過了十年左右的患難生活，漸漸有了隔閡。據中華書局藏徐悲鴻書札，1930年12月14日，徐悲鴻致信舒新城：“太太入都矣，小詩一章寄奉，請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正與蔣碧微的回憶相印證，可見到此時徐悲鴻的復雜心情。
蔣碧微回憶：“此后半年多的時間，都在痛苦煎熬中度過，我們兩夫婦本來就沒什么話可談，如今更是分外的疏遠。”1931年暑假，徐悲鴻突然在宴會上離家出走，乘火車前往上海。謝壽康赴上海尋找，徐悲鴻堅不回南京，最終答應到廬山牯嶺陳散原處盤桓。經謝壽康斡旋，蔣碧微也攜子來牯嶺與徐相會：“八月底了，我接到謝先生的通知，說是經過大家商量的結果，囑我帶孩子上牯嶺玩幾天。”
此次出走事件，徐悲鴻似已有預謀，1931年6月26日致舒新城：“弟擬于下月初六七來滬，約有五六日勾留，擬攜重要之大照片百余幅。”同年8月31日又致舒新城：“弟居廬山一月，碧微悔禍，攜兒而往，因暫返寧，事猶不知如何。”
在與蔣碧微感情逐漸冷淡的同時，徐悲鴻與孫多慈的感情日漸深厚。自1931年開始，徐悲鴻即推薦孫多慈在中華書局印制畫作。1932年2月16日，徐悲鴻致信舒新城：“請先生將當日印出孫多慈女士單頁選十張寄北平安福胡同甲79號。”1935年4月8日，徐悲鴻囑孫多慈攜畫稿赴中華書局，請舒新城為孫集作序，并致信舒新城稱：
前承兄為慈刊集，感荷無量，知真賞不必自我，而公道猶在人間……茲囑其攜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無經驗，惟祈足下代辦安善。
五日后，又致信詳細安排孫多慈出版畫集事宜，為早出書以慰孫多慈，語氣懇切急迫，稱孫多慈“孩子心理，欲早觀厥成……特請弟轉懇早日付印，愈速愈妙，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徇慈情，又看弟面，三日出書，五日發行，尊意如何？……此舉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蓮花，其光芒應被全世界。”此后6月20日、6月26日、7月8日屢屢催印，至于要求“他日慈集出版時，各分館內須廣為宣傳”，自是真情流露之文。蔣碧微回憶也印證了這一點。
1935年7月13日，徐悲鴻致信舒新城，要求“請速將慈集兩冊送至亞爾倍路中法工專褚民誼先生收。拜禱。此事若不成，弟精神將生重大變化，可嘆可嘆”。1935年8月8日，徐又致函舒：“弟在月前竭全力為彼謀中比庚款，結果為內子暗中破壞，憤恨無極，而慈之命運益蹇，愿足下主張公道，提拔此才，此時彼困守安慶，心戚戚也。”
最終孫多慈未能成行，回了安慶老家，從1937年到1939年，徐悲鴻致舒新城的信中還屢屢提到，但1939年以后，徐悲鴻與孫多慈斷了聯系，在所有信札中，孫多慈的身影就如同天際黃鶴，渺不可尋了。
四、書札中所見
中華書局與作者的關系
中華書局一向注重尊重作者，與作者保持良好的關系。在這一點上，徐悲鴻書札屢有體現。
《晉祠碑》是書法史上著名碑刻，唐太宗李世民書，存山西太原晉祠。徐悲鴻欲一觀而不得，便想到了中華書局遍及全國的分局網點，1937年4月10日，他寫信給舒新城，要求中華書局太原分局派人為他拓碑，而且注明，“須覓良工精拓，用好紙，不要省錢。”舒新城均遵囑辦理，徐悲鴻在國外，需要用馬毛制畫筆、書籍等，舒新城也為其郵寄。
1931年9月14日，徐悲鴻致信舒新城，稱：“寄上寶物一包，請以一二金得一人連出，須小心工作，粘在一硬幣上，兄存而玩之，絕對勿語人以何物，不然即負弟之盛意(因說出便無味，且不妙，至要)。”
這件“寶物”到底為何物，今天已經很難知曉了。但1939年10月16日徐悲鴻仿蘇軾雙聲詩，仍保存在致舒新城的信中：
遺韻憶猶豫，音容隱易顏。鶯鶯緣已矣，抑郁又奚言。
此時徐悲鴻與孫多慈天各一方，重逢已無可能，這首詩實際寄托著徐悲鴻深深的嘆喟。
由于舒新城和徐悲鴻的良好關系。舒新城的《美的西湖》、《美術照相習作集》等攝影集，即請徐悲鴻作序。徐悲鴻托篆刻家、音樂家楊仲子為舒新城刻了一方“新城捉得”印(見1931年6月24日函)。出現情感問題時，舒新城還是徐悲鴻的傾訴對象。
中華書局體諒作者的難處，解決作者的困難，這在當時是很有名的。例如四川作家李劫人在計劃寫《死水微瀾》時，在當時也沒有什么名氣，但他是個“出手闊綽的主兒，不可一日無錢，常是一部小說未完，先得預支數百元的稿酬，且因從銀行匯兌要打折扣，特意讓匯到中華書局的成都分局，以現金支付，免得在銀行提款被打了折扣”。對這樣煩瑣的事，舒新城從不回絕，總是及時加以批示，讓相關人員辦理。幾乎可以說，沒有舒新城的支持，中國文壇怕難有《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這樣的杰作，至少不會那樣順利地在短時期內完成。
向達曾因稿件未交付且再次提前預支稿費，遭到舒新城的拒絕，但后來向達在信中提及朋友寫作需要參考書時，舒新城仍然熱心幫忙。徐悲鴻也與此相同，在信札中可以看出，他經常是走到哪里，就要中華書局將稿費支付到哪里，而舒新城從不拒絕。甚至徐悲鴻要求將稿費提取部分，送與岳丈、岳母，舒新城一樣照辦。
徐悲鴻經常向中華書局推薦稿件。舒新城雖然尊重作者，但并非徐悲鴻所有的推薦，都礙于情面毫無拒絕。1931年1月13日、17日，徐悲鴻兩次致信舒新城，推薦一部青年翻譯家侯某的書稿。信中徐悲鴻再三強調，此人“不識中西文化溝通以來，有一人足以方駕之否”，甚至說：“若侯君且遭摒棄，弟當盱衡四顧，誠欲問兄將從何而得如許人才也？”但舒新城仍然認為不合要求，堅決退稿，最終也獲得了徐悲鴻的理解。
(本文原有注釋，發表時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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