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古建1·漢闕】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唐人李白這首《憶秦娥》，殘破的漢家陵闕與蕭瑟的西風殘陽，成為中國古典詩詞一幅絕美的意象。詞中的陵闕，便是中國最古老的地上建筑，中國現存漢闕29處，其中20處在四川，分布在新都、雅安、蘆山、梓潼、綿陽、德陽、渠縣等地，走近它們，如同翻開一部最古老的建筑史。
話說漢闕
雅安與渠縣，是四川漢闕兩個集中區域，而在昔日的金牛古道上，也分布著眾多漢闕，比如新都、綿陽、梓潼。新都王稚子闕在新都彌牟鎮西北5里，傳說是兗州刺史王稚子墓前陵闕，不想“文革”中被毀，從宋代趙明誠《金石錄》收錄的拓片來看，闕上有“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闕”隸書題刻。王渙字稚子，新都人，曾任河南溫縣縣令，因政績卓著升為兗州刺史，元興元年(105年)卒，歸葬故里，并于墓前立雙闕。
從新都往北，德陽黃許鎮蔣家壩，距離寶成鐵路不遠處，有一處司馬孟臺闕，當地人也稱為高碑或漢碑，現殘存右闕，闕身正面猶存“上庸長”三字。這處漢闕宋時就引起過金石學家的關注，《隸釋》記載右闕身上有“漢故上庸長司馬孟臺墓道”十一字，左闕無載，看來早在宋代左闕就已毀塌了。
綿陽市北郊4公里仙人橋附近，有楊氏雙闕，相距27.2米。左闕高5.14米，南北朝時期，佛教信徒在闕身開鑿了密密麻麻的佛龕，至今仍能看到“觀音大師……大通三年(551年)閏月二十三日弟子許善”題記，也讓古老的漢代建筑多了幾分梵音；右闕通高5.21米。
梓潼有李業闕、楊氏闕、賈氏闕、無名闕四座，李業闕位于梓潼縣城南約2公里的長卿山下，闕身上刻有“漢侍御史/李公之闕”隸書。李業的事跡，《后漢書》有載，他是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之不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跡。”其氣節歷來為后人稱道。
賈氏闕位于梓潼縣城南約兩公里的太平鄉境內，西距李業闕0.5公里，雙闕俱存，但頂蓋與樓部已毀，遠遠望去如同兩個石堆，當地人又稱“書箱石”，傳是蜀漢大將鄧芝的墓闕，《梓潼縣志》記載“蜀漢鄧芝墓，縣西南五里有二石闕。芝高陽人，仕蜀為車騎將軍”，恰與此闕位置頗為吻合；無名闕位于川陜公路旁，當地人稱“九塊石”，現存左闕，據傳是漢代流寓梓潼的邊韶的墓闕。
西風殘照 漢家陵闕
2013年4月，“蘆山大地震”第三天，蘆山街頭依舊瓦礫遍地，一輛輛呼嘯而過的救援卡車駛向震中。108國道旁，有個院落鐵門緊鎖，我讓司機停車，透過鐵門的縫隙往里面瞅：古老的樊敏闕依舊屹立在院落中，一個個威猛矯健的東漢神獸，守護著這個靈氣十足的院落。
這個叫蘆山東漢石刻館的院落我并不陌生，幾年前參加一次古建筑的調查，就到過蘆山。依稀記得那是個黃昏，管理員打開斑駁的鐵門，一個漢代的世界躍入眼簾：輕柔的陽光灑落在闕身，散發出黃色的金光，被青苔爬滿的闕身石花斑斑，殘破的頂蓋如同一個年久失修的屋檐。
這便是樊敏闕。“闕”這個字，《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古代皇宮大門前兩邊供瞭望的樓”或“神廟、陵墓前豎立的石雕”。第一種也稱城闕，古典詩詞中常常出現，比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詩經·鄭風》，“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另一種便是宗祠闕或陵闕，宗祠闕是宗廟、神廟等門前的建筑，陵闕立在帝王將相、文武百官的墓道兩旁，是墓主身份與地位的象征，唐代詩人李白就在灞橋看到了殘破的陵闕，寫下了這首《憶秦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樊敏闕，就是樊敏墓前的陵闕，樊敏是蜀郡屬國青衣縣人，建和年間(149年)，樊敏出任青衣羌國國丞；延熹二年(159年)，40歲的樊敏被舉為孝廉，并于次年調任永昌郡出任長史，203年，樊敏與世長辭，部屬將其歸葬蘆山，建立石闕，祭奠這位漢朝仕子。
兩漢時期，伴隨著一個個漢朝郡縣的建立，恢弘的城闕遍布大漢王朝的每個角落，卻鮮能保存至今。中國現存漢闕二十九處，其中河南四處、山東四處、北京一處，其余二十處均在四川，除了河南太室闕、少室闕、啟母闕為宗祠闕外，其他均為陵闕。四川的漢闕，廣泛分布在綿陽、雅安、蘆山、渠縣、梓潼、忠縣等地。
一個月后，從蘆山傳來消息，地震造成樊敏闕第二層以上斷裂，闕頂面臨垮塌，相鄰的雅安高頤闕闕體也被震裂，構件震落在地。這些屹立了兩千余年的建筑，如同一位位白發蒼蒼的老者，屹立在四川盆地的荒野田疇。親近它們，如同翻開一本發黃的漢代建筑史。
雄渾大氣 雕刻精良
樊敏闕高495厘米，由臺基、闕身、樓部、頂蓋四部分組成，漢闕是仿古建筑，通俗點說，臺基相當于房屋的地基，闕身如同墻體，頂蓋則形如屋頂。樊敏闕的臺基與闕身，均為上世紀50年代修復，相比之下，雅安高頤闕完整地保存了左、右雙闕，可以直觀地感受漢人的建筑形制。
高頤闕左闕僅有臺基、闕身是漢代舊物，頂蓋是后來加上去的。臺基最下方為列柱，柱上架設大梁，類似干欄式建筑。長江流域雨水充沛，成都平原古時更有“卑濕之地”之稱，濕氣頗重，古人砍伐樹木，一端削尖，夯入土中，綁上縱橫交錯的地梁，鋪上木板，這樣一來，房間與地面就有了10－30厘米的落差，這種建筑結構，被形象地稱為“干欄式”，1985年，成都十二橋遺址就發現了一個1萬平方米的干欄式建筑遺址。高頤闕的臺基，正是“干欄式”的體現。
闕身由四層石材構成，背面刻有四行十六字隸書：“漢故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吏/舉孝廉諸部從/事高君字貫方”。闕主高頤以孝道舉孝廉，后官至益州太守，卒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八月。
右闕基本完好，又以樓部最為精妙。建筑學上，樓部可以分為縱橫枋子層與斗拱層，高頤闕樓部由四層石材構成，雕刻出行圖、鼓琴圖、鳥獸率舞圖、季札贈劍圖、夷人獻寶圖等等。夷人獻寶圖場面恢弘，一名挽著雙髻的女子從門里探出半個身子，門外一個頭戴高冠、身著長袍的男子跪立在地，手舉飛鳥，身后跟著一個赤裸上身、光頭大眼的夷人。高頤曾在益州出任刺史，其地域大部分在云南省境內，闕上所刻“夷人”或許正是高頤為官一任的再現；而諸如三足烏、九尾狐等圖案，則寓意漢代人心目中的天國，暗示墓主會得到西王母的不死藥，遨游仙境。如此一來，生與死，現實與神話，在漢闕上構成了漢代人的精神世界。
站在石闕下抬頭仰望，你會發現頂蓋下有一圈形如如意的構造，這是斗拱。“斗”是斗形的木墊塊，“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環環相扣。斗拱通常位于大型建筑物柱與梁之間，它的出現，解決了剪應力對梁的破壞問題；不過，它們又是一些藝術品，無論從藝術或技術的角度來看，斗拱都足以象征和代表古典建筑的精神與氣質。
中國木構建筑的歷史頗為悠久，柱網結構與榫卯技術在新石器遺址中屢有發現，河南偃師二里頭商代宮殿遺址屋頂已采用重檐四坡樣式，殷墟好墓出土的銅偶方彝上也能看到斗拱雛形。時至漢代，一套完整的建筑模式業已成型。漢代是一個穩定、富庶的時代，也是一個大興土木的時代，修建于漢高祖時的未央宮與漢武帝時的建章宮是其中的代表作，史載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可以考證出名目的宮殿就有八十多座。
漢代的未央宮、建章宮早已在漫漫塵世中化為廢墟，難以復原。高頤闕以準確比例刻出各種構件的外形，令后人得以管窺漢人的建筑樣式、比例與技巧，為復原未央宮、建章宮提供了依據。從石闕看來，漢代斗拱較后世粗大，其粗壯篤實的風格與漢人雄渾的建筑設計頗為協調；石闕頂蓋最長挑出闕身一米以上，可見漢代匠師已解決了大幅度出檐引起的因應力問題。
學者陳明達在《四川漢代石闕》一書序言中指出，漢闕是中國現存地面之上時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建筑，為后人了解乃至復原漢代建筑提供了可靠依據，對研究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具有重要意義，也將古建筑源遠流長的歷史與美感保存至今。
跨過雙闕 便是天門
在無休止的王朝更迭中，漢闕也命運多舛，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久久無人問津，直到100年前才為世人所知。1914年2月，一支由漢學家色伽蘭率領的法國探險隊從京師啟程，開始了為期8個月的西部考察，并于同年6月來到高頤闕前。色伽蘭怎么也沒想到，面前的建筑居然來自兩千年前的漢朝——那個被他譽為“雄健而人性”的時代。1923年，色伽蘭將石闕照片向世界公布，歐洲人大為驚奇，幾乎引發了一場探險熱。
來雅安前，色伽蘭還到了渠縣，對這里的幾處漢闕進行考察。2012年，我來到渠縣，這里被稱為“漢闕之鄉”，中國現存二十九處漢闕，就有六處在這里，真是名副其實了。渠縣漢闕分布在縣城到土溪鎮的公路旁，馮煥闕、沈府君闕、王家坪無名闕、蒲家灣無名闕、趙家村東無名闕、西無名闕，除沈府君闕是雙闕外，其他已是形單影只。
細雨迷蒙，路上少見行人，土溪鎮趙家村村口的茶館里，鄉民們端著蓋碗茶，吧嗒著葉子煙，打量著我們這些不速之客，一百年前，當色伽蘭闖入鄉民生活的時候，他們是否也曾看著這個忙碌的法國人？茶館對面，便是馮煥闕，闕高4.38米，頂蓋破損，蔥郁的青苔似乎把它染成了青翠色，樓部雕刻的人像的軀體早已不知去向，手里的琴弦不知還彈著哪出漢代的樂章，闕身正中雕刻著兩排飄逸的漢隸——“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
闕主馮煥為東漢巴郡宕渠人，漢安帝年間官至幽州太守，在任秉公執法，疾惡如仇，得罪了不少官吏、豪強，豪強為了報復，假托皇上旨意將馮煥收入監中，馮煥病死獄中，漢安帝“憐之，賜煥光錢十萬，以子為郎中。”公元121年，馮煥歸葬宕渠，部屬在墓前為他建立石闕，祭奠這位屈死的漢代忠臣。
離開馮煥闕沿著公路前行約3公里，路邊不時能看到破損的石獸，水田中有個圍墻，圍墻中間，趙家村西無名闕靜靜矗立在中央，樓部第一層隱約可見一個裸著上身的男子，戴個平頂帽，旁邊一個大猴懷中抱著小猴，似乎是幅狩獵圖；第二層正面為仙女騎鹿圖，背面為仙人六博圖；第三層為拜謁圖，畫中的大門半閉，一個寬衣博袖、衣帶飄飛的男子站在門外，后面跟著一個奴仆，正等待召見。
東無名闕距離西闕300米，樓部雕刻著生動的漢代狩獵圖：一人行獵，兩只兔子在草地中瘋狂逃竄，獵犬正在兇惡追趕，上方有兩只兇惡的老虎，一男子用盡全力拉著虎尾。如果沒有雕刻，漢代無疑是一個遺憾的年代，漢朝人將他們生前宴樂、出行、狩獵乃至他們想象中的天堂雕刻在石刻之上，給后人展示著他們的生活，他們對死亡的態度以及夢想中的天堂。
圍墻旁的水田里，趙強文與老伴正在插秧，他告訴我，聽老一輩說，漢闕過去是沒有圍墻的，就在水田里，牽著牛下地的農民，把牛牽在石闕旁，農人在地里干活累了，就在石闕邊吸兩口葉子煙，有的人家缺個石碾、石磨，不想走遠路到山里敲石頭，就把石闕鑿下來。老趙說的，與一百年前色伽蘭看到的，或許并無太大區別，色伽蘭在《中國西部考古記》中記錄下了他的所見：“諸闕多環以稻田是已，闕座浸入水中，不久將為水湮沒。渠縣有一無名闕，業已傾斜，崩塌之期諒不久矣。即不崩塌，亦必因其障礙農作，占據有限耕地，為人改作磨石，中國古跡因此而毀者甚多。”從廟堂神物到農家工具，漢闕的命運可想而知。
四川已故學者馮漢驥認為，漢代只有官位在“二千石”的官員，死后才能豎立石闕，“二千石”是漢代官階，漢代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之分，其中太仆、衛尉、大司農、太常、大鴻臚為中兩千石，太守、太子太傅、京兆尹、大長秋為二千石。回頭看這些四川漢闕的闕主，樊敏做過巴郡太守，高頤官至益州太守，德陽司馬孟臺闕主曾是“漢故上庸長”，渠縣沈府君為“漢謁者北屯司馬左都侯”“新豐令交趾都尉”。馮漢驥的觀點，無疑是頗有見地的。
有意思的是，在四川各地出土的漢代石棺上，經常能看到雙闕圖案，甚至連許多夫妻合葬崖墓也不例外，這讓學者們頗為疑惑，難道他們夫婦都曾官至“二千石”？簡陽鬼頭山崖墓出土的畫像棺上，雙闕間刻有“天門”的銘文，學者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雙闕是天門的象征，是人間與天國的界線，漢王朝的禁令并不能禁絕漢代人對天國的渴望——跨過天門，成為天堂的一分子，這是漢代人心目中的“闕”。蕭易/文 陳新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