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字伯虎，人們熟悉他多是因為電影《唐伯虎點秋香》，電影里周星馳扮演的唐伯虎風流有才華，最終抱得美人歸。因為唐寅的才情個性，才子佳人這樣的喜劇故事才會附會在他身上。但真正的唐寅，一生卻經過大起大落，匆匆收場，他的真實人生是個實實在在的悲劇。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金剛經》中的這段偈語，是唐寅別號“六如”的來源，更是他一生的宿命。如果唐寅不是一個天才少年不曾高調做人，如果唐寅順利通過科考取得功名，如果唐寅沒有赴江西寧王朱宸濠之聘，如果他沒有看到好友家中所掛“中呂”二字，他的人生是不是會不同？歷史沒有假設，正是這樣弄人的命運才成就了一個傳奇的唐寅，使他未走仕途而成為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創作出了曠世流傳的作品。正如百年后文震孟在《姑蘇名賢小記》中總結的那樣：人才第一，風流第一，畫品第一。

今天我們只需默默欣賞他的作品，感嘆那段傳奇的人生。

這一幅平和嫻靜的《李端端圖》是此次蘇州“六如真如——吳門畫派之唐寅特展”中仕女題材中難得的精品，講述的是唐時名妓李端端與著名風流文人崔涯的故事。反復揣摩這作品，我并沒有感受到這位號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唐伯虎灑脫多情、無所羈絆的一面，相反，卻是在縝密構思、精致筆墨的分析中，漸漸還原出一個糾結無奈的悲涼文人。

畫中四個女性的中間偏上，唯一坐著的男性就是故事的男主角唐代進士崔涯。他每題詩于娼肆，必傳誦于街頭巷尾，妓院的生意好壞都與他的褒貶態度息息相關。一次，由于李端端沒有接待好張祜，張的朋友崔涯就嘲笑她“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昆侖山上月初生。”說她黑得傍晚不說話看不到人，鼻孔還像煙窗一樣大，耳朵像餅鐺，頭上插根梳子丑得活像西域昆侖山上的半個月牙。種種刻薄措辭即刻影響了李端端的生計。

性情直率，既有智慧又有膽略的美人見詩后，竟然找到崔涯請求重新評價。面對一個才情秉異的美女誠懇的目光和犀利的言語，崔涯無法不為之折服，即刻承認錯誤并另題一絕以推翻先前評價：“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善和”一詞出自唐柳宗元的“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后人以“善和”借指藏書，后來“善和坊”便普遍用以形容文人冶游賦詩的場所。“白牡丹”出自白居易歌頌白牡丹之詩，象征素雅脫俗、絕世獨立。誰能想到一日之間李端端的形象就從又黑又丑變成精致典雅的白牡丹仙子了呢？這位官人甚至都可能動了替她贖身的念頭，所以他提到“取端端”，“取”音同“娶”，也就是“落籍”從良的意思，他隨意地一只胳膊搭在交椅扶手上的動作描繪或許也反映了他此刻起伏的心理活動，后來就真有人給這幅畫冠名為《李端端落籍圖》。

在崔涯的盛贊下，大賈富豪爭著搶著點李端端的臺，以至于李端端預約單子都排在半月之后。有人戲說李端端是才從烏黑的墨池里爬出來就登上了潔白的雪山頂。我以為這個比喻還有另一深意，若不是李端端經過書香墨香的浸染，這一場身份懸殊的較量中，她哪里能有勝算呢？然而，據唐代范攄《云溪友議》中記載，李端端當時是伏地哀泣，可唐寅筆下的李端端手拈一朵白牡丹，一臉的從容淡定，并無絲毫哀求之意。畫中其他三個侍女都站得筆直，唯有這位女主角身姿曼妙，神態自若，更是沒有跪或乞求的動作。這個情節的改變其實正反映了唐寅想借李端端以自況的用意，也是文人對氣節和傲骨的重視。除了臉上的白粉，簡單頭巾和胸檔的兩小塊穩穩的紅色，李端端全身沒有更多的色彩，這也和素雅的白牡丹典故契合，與對面頭飾繁瑣富貴，里面一襲紅衣的侍女形成反差，同時也給我們展示出晚明文人簡淡素樸的審美標準。

唐寅的題跋在畫面上方占據很大面積，這些字相對畫來說確實顯得偏大，也有可能是為了凸顯他對這個故事的強烈感受：“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誰信揚州金滿市，胭脂價到屬窮酸。”前兩句延續了崔涯對李端端的美好形容，然后話鋒突然一轉，談到黃金滿市的揚州城中胭脂價格卻低到窮酸，與畫面唯美平和的氣氛一下子形成極大反差。“胭脂”又通“艷質”，這又是個久遠的典故，南朝陳后主的貴妃張麗華本是宮中歌妓出身，陳叔寶形容她“新裝艷質本傾城”。亡國被擒時，張麗華所藏的胭脂被擦在井口，從此，這口井被叫做“胭脂井”。這“胭脂”后來就成為妓女的代名詞，所以說胭脂價低就是指妓女不值錢。而可憐的又何止她們，以唐寅的畫工和學識，若生在今天，那畫價即便不是天文數字，也足夠過上富足奢華的日子了，可偏就是生不逢時，因為考場舞弊案的連累導致名聲敗落，畫價低迷，生存窘迫。時空穿越幾百年，他將李端端、張麗華和自己令人唏噓不已的人生窘迫和慘狀都串在一起了！

隱喻和象征手法是唐寅最擅長的，借助眾多涵義豐富而深刻的意象排布，給人以觸動和震撼正是他的過人之處。比如此一幅中碩大的屏風，這一物件本是古人用來避風的，可這里屏風的位置卻偏偏沒有擋住李端端身后的空間，這無疑是想表現崔涯和李端端懸殊的社會地位，也暗示了這世間風塵中一個弱女子的飄零無助。此外，屏風又是主人品位的表現，這幅圖中屏風上一片空曠的江景不僅是唐寅山水畫的典型構圖方式，也交代了崔涯不俗的文人品位。崔涯所坐的交椅，在古代是權力的象征，暗示了他的地位。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否為巧合，《金瓶梅》第十六回，李瓶兒為了討西門慶的歡心，為了表示尊敬，“上面獨獨安了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對于猜測唐寅就是該書作者蘭陵笑笑生的人來說，這也許能成為一例證據。此外，畫面右側的書案上還放著一個裝有古琴的琴囊，兩個卷軸畫，一個硯臺和毛筆等文房之物，崔涯手中還拿著一個小手卷。從這些道具的安排設計來看，此一場景，正是崔涯在為李端端重賦新詩。

這畫中的心緒是極其復雜的，人言善變，哪句能當做絕對的真實？一個功名在身的儒士崔涯都能自相矛盾隨意戲言，把黑的說成是白的，那這世間事還有幾樣能說清？從莫名其妙地入獄，到后來稀里糊涂地出獄，好文章活生生成了舞弊證據，好人也硬被說成壞人，他極有可能是想借這張畫申訴冤屈，表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曾經對仕途的遠大抱負因著一場政治斗爭的牽連遭到了致命打擊，滿腹經綸的他流落民間郁郁不得志，不明就里的人煞是可畏的傳言和白眼必定讓他無比心寒，此時的他，若是能有個如李端端這樣辯駁甚至翻盤的機會，再遇到有識之士的賞識舉薦，甚至是帝王將相的知遇之恩該是多好！可惜，他卻無力改變命運，這畫里寄托的，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幻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