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時我就開始注意農民工的問題。當時要為中“全國首屆油畫風景展”準備作品，打算畫幅別致的城市風景來參展，就去建筑工地找靈感，發現工人和沒有完工的建筑組合在一起有一種難以言表的視覺感受，尤其是農民工的形象令人難忘。

　　這之前，經常畫那些遠在天邊的民族風情題材，生活在真空里，對身邊發生的一切熟視無睹。回到現實里再睜大眼睛，驚詫地發現，世道改變了，熟悉的形象變形了。從前被灌輸在頭腦里的工人形象概念是雄偉的，是領導階級和國家的主人。面前的當代工人，完全不是概念里“高大全”的形象，而是背井離鄉具體生動的農民，衣衫襤褸，哪里可以掙錢糊口，就往哪里流動。據說在全國各個城市打工的農民約有一億左右。既沒有福利也沒有勞保，工資微薄，還經常被惡意拖欠。昔日理論上的“國家主人”完全淪落到了社會的邊緣，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與城市的主流保持著距離，生存在無形的隔離狀態中。其實他們和主流社會在本質上又密不可分，而且正是因為主流社會的公平機制出現問題,才導致了他們如此的境遇,社會卻有意無意地視而不見。這個現象的背后，隱藏了多么深刻的問題！

　　雖然對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有如此感觸，但如何改變自己多年形成的審美模式，把這些感受轉換成畫面和形象，于我不是簡單的問題。當時正在畫《酸雨》，因為畫面很大，創作過程曠日持久（畫了整一年，距結束仍好像遙遙無期）。在這種情況下，關于農民工的創作只是勾了些不成熟的草圖而已。2000年報考清華美術學院的博士，考創作時，我的草圖就是《打工圖》（2005年入選第二屆北京國際雙年展）的雛形。

　　其時，社會上已經出現了類似題材的作品，記得有兩個：一是行為藝術。作者在北京一個美術館召集了一些真民工，做了些事先設計好的表演。另外一件是彩色雕塑，有點像美國藝術家西格爾（GEORCE SEGAL）的作品。表現的是一個街頭常見的外地農民的板車車夫。這兩個作品的共同點是已經注意到了這個社會問題，不過個人認為作者都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俯視著他們。特別是那件雕塑,把農民工當作另類，形象丑陋委瑣，缺乏對他們的尊重。

　　也許與知青下鄉的生活和成長的背景、年齡有關，對民工的尊重和同情是我創作的前提。從人的角度看，我們和他們絕對都是平等的。農民工中許多人是為人之夫，為人之父，他們為了生計離鄉背井，雖然缺乏教育，但是并不缺乏人的基本尊嚴。這樣的態度始終貫穿我創作之過程，因此，在《工棚》的畫面上，雖然這些看上去營養不良的農民工們衣衫襤褸，但他們的態度不卑不亢，坦蕩地注視著觀看他們的觀眾。

　　2003年的“非典”事件后，我才真正有狀態進入《工棚》的創作。我任教的大學校院內有個巨大的工地 ，除了管理層，干活的都是農民工，約有千人。構圖就是在這里開始的。老套路：先去工地和工人宿舍轉，和工人套近乎，勾小稿，然后上畫布，鋪顏色，再就是無休止地修改。

　　2003年11月，四川一個農民工的家屬向總理訴說被拖欠工資的問題。新一屆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廣泛性和嚴重性，于是由中央出面為解決此事專門下發文件，各級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干預，全國刮起了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風暴。農民工不僅成了熱門話題，也成為了這個劇變時代中國社會病癥的一個符號。作為畫家，通過繪畫和自己的觀點使這個符號得到了進一步詮釋，不僅從一個側面記錄了這個時代，也表達了社會良心對這個問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