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藝壇出現了耐人尋味的變化。一方面是主流藝術的商業化與時尚化；另一方面是一些藝術家以更加清醒的眼光看待生活與藝術。這兩種趨向之間的巨大反差，使批評家有關中國當代藝術的概括往往難以一攬全局。盡管市場、票房、上座率、收視率和拍賣紀錄引領著媒體的視線，但無論從人的精神面貌還是從藝術史的演變著眼，后一種趨向更值得我們關注，雖然在商業消費大潮中它并不引人注目。
徐唯辛是當代畫壇關注、思考現實生活的代表性人物。他代表了這樣一種選擇，一種異于主流趨勢的生活心態和藝術心態——既不全神貫注于市場，也不一心磨練“功夫”，而是努力使自己所從事的藝術融合于時代人文思考。從流露著質樸與寧靜的《馕房》（1987）、《酥油茶館》(1994)、《圣地拉薩》(1995-1997)到充滿對現實環境關切之情的《酸雨》(1997-1999)，從《過道系列》(1998)、《龍年1976》(2002)到《核風景系列》(2004)和《工棚》(2004)……徐唯辛在藝術上的發展實際上主要方面不在于形式、技巧和風格，而是作品所關注的方向的轉變。遍及南北各地的環境污染問題，城鄉差異和農民工生存處境問題，由勞動條件決定的煤礦工人生存問題，歷史遺留的社會心理問題，日益緊張復雜的外部環境問題……所有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在徐唯辛關注和思考的范圍之內。在當代中國畫家中，這種敏銳的反應和開闊的眼界可以說是絕無僅有。藝術表現空間的擴展，源于畫家思想的變化，源于畫家眼界和胸襟的開擴。我無意促使藝術家成為政論家或者時事評論員，但目前的實際問題是藝術家疏遠現實，藝術創作所表現出的情趣與現實生活毫無關系。而這種趨勢正在被解說為民族藝術的正道。
與主流水墨畫不同，當代中國油畫并沒有遠離現實社會。近幾年來，表現現實人生問題的佳作源源不斷。但在表現社會現實問題的范圍、選擇的形式上，大多數作品是以反諷和戲謔的面目出現。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探討過“反諷”的社會根源——“反諷”之所以被如此眾多的美術家選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們的生活里，確實存在著許許多多堪稱嘆為觀止的“反諷”情境。其次，作者對他所描繪的事物持懷疑態度，但避免公開的贊揚或譴責。正是在這里，徐唯辛顯示出他的獨特性，他既不是那種反復使用某種符號化的形象來嘲諷現實的畫家，更不是迎合流行趣味，創作“銷售火暴的甜美題材”的畫家。“美化”或者“丑化”都被他排除于調色板之外，夸張或者變形都不是他所倚重的手段。如果說今天的許多畫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以“喜劇”的視角來表現現實人生的話，徐唯辛則是以“正劇”或者“悲劇”的視角表現并探究當代生活。
徐唯辛的繪畫之值得關注，還在于他善于運用寫實繪畫的表現方式，發揮符合個性氣質的繪畫性因素。他每一組作品的構圖、尺幅、色彩、筆觸等繪畫手段，都有不同的考慮和設計，都統攝于作品題材和作品意境。他為自己歸納出作畫基本原則之一是“視覺效果要強烈，尺寸盡可能大，用筆盡可能放松，顏料要有一定厚度，材料的特性要充分發揮……”顯然，這與他所要表現的現實問題和他想要爭取的觀眾結構有密切的關系。
2006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的“農民·農民”大型展覽中，陳列在展廳正中的農民工形象系列作品，給進入展廳的觀眾巨大的心靈震撼——這種效果與他所選擇的巨大畫幅、質樸的色彩、自然的筆法有關。也更來自那眼睛上包扎著繃帶，直面同時代公眾的形象情感內涵之深重。以莊嚴、崇高的筆調描繪沉重、艱難的生命，這將是徐唯辛在中國繪畫史上必然具有的地位。他所關切的煤礦工人、農民工以及平凡的蕓蕓眾生，都具有一種超出藝術形式感染力的社會人文分量，實際上就是通過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感知和思考所引發的問題意識。我注意到，在多次展覽會上，徐唯辛的作品與同場展出的許多作品不同，它們往往突破當下一般繪畫共有的文化心理限閾，給人難忘印象，并引發觀眾的思考和議論。當然，這是指那些眼界超越自我利益，關注并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現實問題的觀眾。
徐唯辛一直以寫實形式表現現實社會問題，并不是由繪畫作品的“出路”所引發，而自有其知識結構和思想傾向的基礎。他回顧自己的藝術歷程，看到許多畫家落入鉆研技法的窠臼而難以自拔，“幸運的是我愛好閱讀在先，學習繪畫在后。書讀得雜，加上不斷遷移，地方也走得多……到了中年，技術以外的東西開始起作用，作品逐漸由早期唯美的邊疆風情轉向了試圖表達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而這一轉向的精神基礎，除了愛好閱讀博取新知之外，我認為應該到更深層的個人內心去尋找。接觸過徐唯辛的人往往有一種感受，徐唯辛在日常生活和教學、藝術活動中，總有一種直率和溫厚的道義感。他對社會歷史與現實問題的思考與判斷，非關個人利害，而是基于他個人內心根深蒂固的道德責任。在這里，我想借用康德喜用的術語：“德性法則。”被康德稱之為“純粹實踐理性”要素的“德性法則”（或“道德律”）在指引畫家的認知活動，對于世間萬象的好惡抑揚，必然以對“德性法則”的始終不渝為取舍尺度。徐唯辛不是哲學家，不是時時按原則、律令辦事的人，相反，他堅守深藏于他內心的道德責任感，這決定了他藝術活動的人文色彩，也使他擁有可貴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
2007年3月于北京立水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