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藝丹青】
??中國插花藝術歷史悠久,其中文人插花以其獨特的藝術面貌與審美趣味,成為傳統插花的典型代表。文人插花始于五代,興于宋元,于明代發展至高峰。萬歷年間,文人雅士熱衷于插花活動,出現了《瓶史》《瓶花譜》等理論典籍,與明代畫家陳淳、沈周、唐寅、仇英、陳洪綬等人的相關創作相互呼應,確立了文人插花的審美范式。
??明代繪畫中的瓶花圖像被賦予了高雅的藝術格調,插花藝術亦成為文人寄托情懷、彰顯修養的重要載體。通過一幅幅經典繪畫作品,我們或可領略明代文人插花的多重美學觀念。
崇真法自然
??明代文人插花,首先強調對植物自然本真之美的彰顯,反對過度的人工修飾。正如畫家徐渭所言:“夫真者,偽之反也。”主張求真去偽,返璞歸真。瓶中之花恣意舒展,追求似未經修剪、隨意投放之感,甚至枯枝敗葉也可選來插作,凸顯植物的本色,力求呈現“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自然真味。這樣的美學觀念在明代相關題材的繪畫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陳淳的《瓶荷寫生圖》(圖④)中,一青銅花觚內插數枝荷花,細葉菖蒲點綴其間。向上伸展的枝葉幾乎占滿畫面,盡顯夏日花草的勁挺之氣與蓬勃生機。此作給人最大的視覺感受是不拘一格的瀟灑筆觸與靈動造型,尤其靠下方的兩片倒伏的荷葉,以及右側彎折垂下的一縷細葉,甚至顯現出一絲不加修飾的潦草、頹敗之感,而恰是對此等細節的保留,生動彰顯出植物自然的生長姿態。整幅畫面在昂揚與低回之間陡然生出呼吸般的節奏,盡顯天趣。
??對自然本真之美的推崇,還體現在對不同植物生長規律及個性的尊重,插花時需仔細考量不同植物的特質,并據此為其尋找最為契合的位置及搭配方式。以陳洪綬的《歲朝圖》(圖③)為例,畫中瓶內插有山茶花、水仙花、玉蘭花、梅花、蘭花等多種花卉。紅色的山茶花嬌艷欲滴,給人以熱烈之感,被置于距離觀者最近的前景空間,且因其顏色較重,被放于靠下方的位置,以平衡重心。玉蘭花潔白無瑕、輕盈飄逸,極富清新脫俗的氣質,因此在繁花叢中呈一枝獨秀之態,如裙擺飛揚、顧盼生姿的少女。梅花皴裂的枝干里藏著歲月蒼勁,與其他鮮花的嬌弱之感形成對比,因此被均衡安置在空間的不同部位,在瓶花中扮演著“主心骨”的角色,為作品整體帶來了力量感。自帶清逸之氣的水仙花和蘭花,則被隱于空間的中下部,若隱若現間營造出幽谷尋芳的高妙意境。
??可見,插花宜以松弛適意的心態順應花枝本性。也正是基于對自然本真的尊重,才讓插花藝術有了動人的魅力。
尚古求簡淡
??明代文人插花還追求古樸淡雅之美,這首先體現在花材的選配層面。明代張謙德所著插花藝術專著《瓶花譜》記:“瓶中插花,止可一種、兩種,稍過多便冗雜可厭。”花材的數量要盡可能精簡,追求以少勝多。花目則以梅、蓮、蘭、菊等品格清高者為首選,正如明代袁宏道著《瓶史》所載:“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這樣的美學觀念可見于明代畫家張宏所繪《歲朝圖》(圖⑤)中的一組文人插花。畫面遠景的青銅花觚中置松枝、蠟梅、山茶各一,白色開片瓷瓶中僅插有南天竹與水仙,高腳缽中則擺放數支佛手,與花卉相互呼應。畫中所選花材皆為上品,讓一室之內頓生林壑之幽。
??花材重素凈簡淡,花器的選擇則遵循“貴磁銅,賤金銀,尚清雅”的審美理念。延續宋代尚古之風,明代文人雅士尤其對夏商周三代的青銅器鐘愛有加,認為“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因此,如觚、觶、尊、罍等古青銅器亦被奉為“花之金屋”。在陳洪綬的《痛飲讀騷圖》(圖⑥)中,長條石案上置一青銅花觚,內插白梅與竹枝。花觚通體呈烏褐色,上有幾處石綠點染,銹跡斑駁,古意十足。除了青銅器,瓷器也是明人插花的首選,如陳夢鶴《劉宗周肖像》中的青瓷瓶與瑞香,以及沈周《瓶中蠟梅圖》中的青瓷瓶與蠟梅。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說》中有言:“玩禮樂之器可以進德,玩墨跡舊刻可以精藝。居今之世,可與古人相見。”在其看來,古物是今人與古代先賢交往的媒介,而“尚古”則反映出人們對于超越時空的精神共鳴及永恒之美的追尋。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文人對于古樸清雅的審美追求,不僅反映在花材與花器的選擇上,還體現在賞花時的意境中。《瓶史》在論述插花品賞時有云:“茗賞者上也,談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明代文人插花推崇品茗清賞,追求高雅清凈,借由插花來體悟生命的真趣。陳洪綬的《校書圖》中,兩位文士分坐于石案兩側執卷閱讀,案上的寬口白瓷花缽內插白梅一支,與書籍、茶具、古銅器相映成趣。畫面簡約高古,毫無市井野氣,只留雅致清韻。
借花寄情志
??明代文人插花在花材的擇取上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在花器的選配上推崇古樸清雅之韻,究其根本,蓋因花卉與器物皆為文人寄托情志之載體。
??隱逸山水,是中國歷代文士的一種風雅理想。陳洪綬的《雅集圖》描繪了萬歷年間一群文士雅集的場景。林木蒼翠、湖石秀奇的山水園林中,長條石案上擺一尊塑像,前置香爐、瓶荷供奉,圖卷左側人物正是《瓶史》作者袁宏道,他兩手支杖,神態莊重而淡泊。
??在歷代繪畫中,“林泉之志”常表現為對隱居山林場景的描繪,但一些文人仕途多舛、身有所困,隱于山林成為一種奢求。而插花一事“無扦剔澆頓之苦,而有賞詠之樂”,只需采擷當下最美的花枝“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可以說,插花給予了文士們更多自在,“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貧家”。插一瓶花放置于書桌案頭,以了其“瓶隱”之意,此時,瓶花即是“案上林泉”,與四時之花相望,便可心游坐觀。
??如在前文提到的陳洪綬所作《痛飲讀騷圖》中,書案上的瓶花格外引人矚目,畫中人物雖身在屋內,卻與梅竹相伴,仿佛置身林泉之境,儼然一位脫俗隱者,盡顯文人雅士氣韻風骨。而在傳為唐寅所繪《采菊圖》(圖②)中,陶淵明持杖而行,一童仆手捧瓶菊隨侍,瓶中菊花用淡墨點染,自在隨性,反映了陶淵明的隱逸追求和高潔品格。
??明代繪畫中的瓶花圖像,無論是特寫描繪的單獨瓶花,還是作為場景中的陪襯元素,均是彼時文人插花美學觀念的映射。明代文人通過插花藝術追尋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反映出其面對時世所秉持的從容自洽的生存智慧。今天,當我們回望這些藝術經典,仍能在一花一木的呼吸間,感受到那穿越數百年時空的風骨與閑情,也讓我們在品賞的過程中,尋得那條屬于心靈的寧靜歸途。
??(作者:劉靜,系杭州師范大學美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