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

??“昆侖石刻”近日引發(fā)廣泛關注，目前討論主要集中于石刻真?zhèn)螁栴}，正反兩方從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金石學、地理學、神話學等視角出發(fā)，對石刻年代提出多種判斷，除秦代刻成與今人偽作兩種觀點外，還有刻于新莽時期、元代、清代等看法。此前王子今教授提到，清代文獻記載在鄂陵湖東北一百二十里外的山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但篆文內容和篆刻年代皆不詳，仍不足以作為證實石刻真?zhèn)蔚挠辛Σ牧?。考慮到石刻所在地保存條件惡劣、所刻日期不合歷法、兩漢時人相關記述缺失和石刻文字疏密大小不均等情況，筆者認為，石刻的真實性仍需審慎論證。

??石刻的真?zhèn)喂倘恢匾谡鎮(zhèn)沃?，還需要考慮的是，一方位于今天我們認知中黃河源地區(qū)的“采藥昆侖”石刻，是否可以如仝濤文章所說，作為實證先秦時期神山昆侖地理位置、解決“河源”“昆侖”精準地望的根據(jù)？答案是否定的。葉舒憲教授對此提出，實證古昆侖地理位置需符合先秦時期與昆侖山綁定的三個必要指標，即“西王母所在、河出昆侖、玉出昆岡”。然而，從先秦至漢代，昆侖山與黃河源、西王母并沒有牢牢綁定在一起，在一些記載中它們之間甚至毫無關聯(lián)。因此，將其作為確定先秦乃至秦代昆侖山位置的硬指標，不免有些武斷。考諸史籍所載昆侖山可以發(fā)現(xiàn)，古人確定昆侖山位置的依據(jù)具有較強的靈活性。通過分析早期文獻對昆侖山與黃河源關系的描述，以及歷代確定昆侖山地理位置的依據(jù)，或許可以為認識石刻真?zhèn)渭捌洹皩嵶C”效力提供新的觀察角度。

黃河源與先秦昆侖山無必然關聯(lián)

??作為傳說中的神山，昆侖山有多重身份，其中之一即黃河源頭。河源昆侖的觀念自漢代起愈發(fā)盛行，并與后來經(jīng)典化的河源觀“河出積石”合并，即《淮南子》所載：“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苯?jīng)過歷代人們的不斷闡發(fā)，河源昆侖的觀念逐漸穩(wěn)固，造成了昆侖山與黃河源天然綁定的錯覺。

??應當注意到，戰(zhàn)漢之際的文獻中還有昆侖山地理位置遠離河源的記載。比如《禹貢》講“導河積石”，又說“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僅言昆侖在西戎活動的區(qū)域內，不以其為河源。顧頡剛先生據(jù)此認為，戰(zhàn)國時期的昆侖山當在今陜西東部“昆夷”地，位于新疆、青海的昆侖山都是后來者的附會。《穆天子傳》則言“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只說昆侖山當位于西部地區(qū)，未將昆侖視作河源。這說明在戰(zhàn)國秦漢時代，河源昆侖的觀念并未形成廣泛的共識。因此，通過黃河源的位置來判斷先秦時代乃至秦代昆侖山的地理位置未必可取。

??況且，沒有證據(jù)能表明五大夫翳等方士認同河源昆侖的觀念。石刻文字雖提到五大夫翳等前往昆侖，卻并未提及黃河源，也未言前方百里外就是目的地昆侖山。即便此地是今人視野中的黃河源，也切不可望見“昆侖”二字便斷定秦代乃至先秦古昆侖山就在此地。根據(jù)石刻內容可知，方士們此行的主要任務是采藥，不是追溯河源。有鑒于此，就算石刻為真，刻石者可能也不曾意識到這里就是黃河源頭。扎陵湖、鄂陵湖一帶河源直至康熙年間才大體探明。相比于借此解決“昆侖”“河源”的精準地望，方士們意圖前往昆侖山采藥，路過今黃河源地區(qū)并留下石刻，這樣的解釋無疑更貼合實際。若要憑借此方石刻實證古昆侖山的地理位置，恐有草率之嫌。

石刻的實證效力有限

??其實，無論是先秦的昆侖山，還是秦代的昆侖山，其地理位置究竟位于何處，既取決于當時人們如何認識“昆侖山”這一文化符號，還取決于那些追尋昆侖山的人認同傳說賦予此山哪些特征。對于以“采藥”為目的的方士們來說，昆侖山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呢？參照《九章》“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之句，《天問》“昆侖懸圃”之語，長滿神異花果的高山園林，可能更符合早期方士對昆侖山形象的想象。后世方士著述也提供了類似的書寫，比如王嘉《拾遺記》將昆侖山山體描繪為九層結構：第九層有“芝田蕙圃，皆數(shù)百頃，群仙種耨焉”，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第三層有“禾穟，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位于最底部的第一層則有“流精霄闕，直上四十丈”。

??可見，方士群體間傳播的關于昆侖山的知識認為，山上有著豐富多樣的植被和十分壯觀的宮闕。試問，懷揣著采集仙藥之夢的方士深入高寒草原來到扎陵湖畔，會將此地的荒山認作昆侖山嗎？葛承雍教授提到，青海高海拔地區(qū)是冬蟲夏草采藥之鄉(xiāng)，因此采藥石刻出現(xiàn)在這里是合理的。但扎陵湖一帶作為秦漢方士眼中昆侖藥鄉(xiāng)的合理性，不能僅通過以今推古的辦法簡單帶過，還需要綜合該地區(qū)的開發(fā)史、時人觀念中昆侖藥鄉(xiāng)的特征及蟲草的應用史等幾方面進行考量。

??因此，更可能的情況是，方士們在尋找昆侖藥鄉(xiāng)的過程中路過這里或就此打住。這也為石刻的實證效力劃出了邊界，即在石刻為真的前提下，可以實證當時的人們在西行尋找神山昆侖的過程中已通過“羌中道”等路線來到此地，但不能實證先秦或秦代昆侖山的地理位置，更遑論解決“昆侖”“河源”地理位置的千古爭議。

兩漢以來確定昆侖山地理位置的依據(jù)

??秦漢易代，漢武帝把于闐南山命名為昆侖山，但之后，人們依然沒有停止對昆侖山地理位置的追尋。這一方面是因為古代中國版圖的變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早期傳說賦予昆侖山多重身份。兩漢以來，人們?yōu)榻o昆侖山準確選址，參照了多種依據(jù)，其中，“河出昆侖”和“昆山出玉”最為常見。漢代以來，“河出昆侖”一直是官方確定昆侖山位置的首要依據(jù)。兩漢時期的于闐南山和蔥嶺、唐代劉元鼎出使吐蕃所得悶磨黎山、清代的枯爾坤及昆侖山脈，皆因河源昆侖的觀念而定名。河源昆侖位置的屢次變動，反映了疆域變化對追溯黃河源頭、確定昆侖山地理位置的影響。

??唯一的特例發(fā)生在元代，都實等人受元世祖之命追溯河源至星宿海，認定此處為黃河源。都實等人沒有在河源地擇一處昆侖，卻將朵甘思東北鄙遠離星宿海的大雪山命名為昆侖山。而昆山出玉的觀念不僅是漢武帝確定于闐南山為昆侖山的依據(jù)之一，也是后世地方以“昆侖”命名山岳的依據(jù)，比如《方輿勝覽》記載，宋代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一帶）有“昆山，在城東四十里，出璞石”。

??神仙信仰也是影響古人判斷昆侖山位置的要素之一。昆侖山是傳說中百神所聚之山，不過，在戰(zhàn)國秦漢時代的神話中，昆侖山與天帝、黃帝聯(lián)系最為密切，然后是西王母?！渡胶＝?jīng)》稱昆侖山為“帝之下都”，是天帝在下界的宮室?！赌绿熳觽鳌穭t說昆侖山為黃帝宮殿所在。漢武帝時有方士進獻所謂“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樓臺宮闕名作“昆侖”，體現(xiàn)了當時昆侖與黃帝信仰的緊密結合。昆侖山與西王母的聯(lián)系則見于《竹書紀年》，言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但在《穆天子傳》中，西王母所在之山并非昆侖，這表明昆侖山與西王母的結合存在一個過程，并非如葉舒憲教授所說，“西王母所在”是先秦人認知昆侖的必要條件。

??昆侖登仙與西王母不死兩種觀念在漢代融合漸深，與西王母有關的神話中昆侖山頻頻出現(xiàn)，“西王母所在”這一因素開始成為后世確定昆侖山地理位置的依據(jù)。比如《十六國春秋》說：“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贝送猓楣眯叛鲆矊湃舜_定昆侖山的位置產生了影響。在今山東牟平一帶有山本名姑余山，被認為是麻姑修道升仙之地，唐宋時期“后代以姑余、昆侖聲相類而俗名”，將姑余山改名為昆侖山。這一案例表明，影響昆侖山位置判斷的神仙信仰并不局限于西王母，也表明古人的昆侖山“擇址”依據(jù)存在極大的操作空間。

??認為昆侖山高大磅礴的觀念，同樣是確定昆侖山位置的依據(jù)。傳說中，昆侖山高峻非常，山勢磅礴，有遮蔽日月之勢，為撐天的天柱。因此，在后世描述昆侖山的文本中，常?？梢钥吹綄Ω叽筮@一特征的說明，比如《元史》就說被命名為昆侖山的大雪山“其山最高”。宋代時，鑒于《爾雅》“大阜曰陵”的記載，人們將揚州的廣陵直接更名為昆侖岡、昆侖山。

??古人確定昆侖山地理位置，還以昆侖為“地首”的觀念作為依據(jù)。昆侖稱“地首”見于緯書，在“地不滿東南”這一認知的影響下，地處“西極”的昆侖山被抬升為“地首”，此山向東南延伸則為“中國”之地。這一觀念在唐宋以降的堪輿文獻中被表述為龍脈祖山，意即昆侖山為天下山川的起點。將岡底斯山稱作昆侖山，就是受這一觀念影響的典型案例。清康熙年間，通過勘測西藏山水，清廷認定岡底斯山是“天下之脊”，岡底斯山是“眾山水之根”的認知通過清圣祖上諭被確定下來，此山因此也成為昆侖。

??通過梳理史籍所載的數(shù)處昆侖山，可以發(fā)現(xiàn)，傳說中昆侖山所具備的各種特征，都可以成為古人確定昆侖山地理位置的判斷依據(jù)，其本質是以現(xiàn)實局部性地比附神話。千年以來，昆侖山的地理位置始終變動不居。正因如此，筆者認為，與其執(zhí)取某一具體山岳為原始的、真正的昆侖，不如將昆侖視作一個傳承中華民族文化記憶的符號，一個承載著古人地理秩序想象的符號。在此基礎上不斷發(fā)掘史料，持續(xù)深入探究，才有可能準確認識先秦及秦代認知中昆侖山地理位置的問題。

??（作者：付邦，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

??（稿件統(tǒng)籌：本報記者 郭超、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