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慶銀器

近日，“民藝中國與當代鄉建——鄉村手工藝振興案例展”在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開展。展覽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美術學院等機構聯合主辦，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承辦。展覽聚焦手工藝與鄉建的共生關系，對全國范圍內38個具有代表性的鄉村手工藝振興實踐案例開展了深度的田野調查，并通過展覽做了展示和討論。

縱觀展廳可以看到，展覽關注鄉村手工藝的歷史遺存和當下的生產狀態，強調手工藝鄉建過程中村民的參與，尤其是民間工藝資源的激活、鄉村勞動力開發、產業的多樣化構建，分析村民如何通過手工藝生產參與到鄉村建設中來，通過不同維度的敘事，展示了鄉村的人文景觀、鄉村振興中的女性力量、物盡其用的材料，并最終歸結為鄉村現代化的文化視野。

鄉村手工藝

農耕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

鄉村文化遺產中有大量內容是基于農耕文明而生的，這些文化遺產不僅承載著古人對自然規律的深刻認知，更在當代社會中展現出超越時空的生命力。

每到農閑時節，河南省浚縣楊玘屯村家家戶戶的窗臺上都晾曬著未上色的泥坯，干了后以墨色打底，朱紅、草綠、明黃等彩料加以裝飾，泥咕咕是河南省浚縣民間對泥塑小玩具的俗稱，當地老藝人更習慣叫它為“咕咕雞”，泥咕咕一直是地方廟會上的暢銷品。據浚縣泥咕咕研究院負責人王宏瑞介紹，作為中原地區農耕文化的表現形式，各類泥塑玩具均有吉祥口彩的寓意，譬如猴子騎羊造型為“大吉祥”，雙頭燕造型為“好事成雙”等，用于祈求風調雨順、吉祥安康、人丁興旺等。年輕一代則通過給泥咕咕繪卡通紋樣、創新造型、開展研學體驗等途徑，為該手藝“描繪”出更廣闊的產業圖景。

“物盡其用”

可持續設計的生態社會

物盡其用的智慧在中國鄉村從來不是刻意的選擇，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在中國鄉村工匠的巧手下，火草的纖維可以紡布，高粱的秸稈能夠作畫，烏拉草的韌性適合編織，這些看似尋常的材料轉化，其背后是一整套完整的生態認知體系。

楊進邦是山東省臨沭縣鄭山鎮楊沙埠村的村民，該地區盛產杞柳，楊進邦在承襲父輩古法編織技藝的基礎上，研發出立體編織、混色拼接等創新技法，將柳編從農用器具升級為兼具實用價值與藝術審美的現代工藝品，推動傳統產業煥發生機。如今，臨沭縣已形成完整的柳編產業鏈，2023年臨沭縣杞柳種植面積已達10萬畝，輻射帶動農村家庭編織戶5萬余戶，柳編工藝品企業近400家，實現出口額22.74億元，占全縣出口總額的35%。

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舟山村，形成了從橄欖核收購、加工、雕刻、銷售以及工具制作的完整產業鏈。舟山半村人從事核雕制作，成就了“中國核雕第一村”的名號。2020年，核雕市場核心區域占地面積5萬多平方米，擁有三百多家經營核雕的工作室，全村核雕年產值約2億元。

據統計，浚縣楊玘屯村今年的泥咕咕訂單比往年增加了4%，預計今年全村泥咕咕產業收入將超過4700萬元。距其不遠的淮陽泥泥狗產業也同樣火爆，淮陽金莊村金輝泥泥狗專業合作社負責人任國和介紹，金莊村3000多人口中，有2800多人在制作泥泥狗，大人和小孩幾乎都會捏，泥泥狗產品已經銷售到了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年銷售額達1400多萬元。

來自四川自貢的胡氏花燈技藝則是手工藝“出海”的典范。由于自貢地區鹽業的發展，古時鹽商們盛行斗燈，明清時期便形成了地方獨具特色的花燈文化。1964年，自貢舉辦首屆迎春燈會，1990年，自貢彩燈走出國門在新加坡裕華園亮燈，開啟國際化進程，通過“中國彩燈節”和“環球燈會”等國際文化品牌，自貢彩燈已占領國內市場85%和國際市場92%的份額，連續10年獲評“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2014年至今，自貢彩燈集團與英國朗利特莊園合作舉辦了9屆“中國彩燈節”，帶動當地年游客量從3萬人次激增至47萬人次，累計創造經濟收益超1億英鎊。彩燈行業也成為自貢重要的就業引擎。

吉祥熱鬧的年畫、流光溢彩的燈彩、栩栩如生的剪紙……在當代成為節日和時令中的特殊禮儀和禮物，體現了農耕文明背景下的生活之美，也成為當代鄉村產業中的重要基礎。在工業文明中重新看向故土，找到祖先在農耕文明中的智慧，成為當代生活的情緒補給。同時，這也體現了傳統文化完全可以在保持內核的前提下完成現代性轉換。

鄉村“女織”

和美鄉村新的注腳

在傳統社會，“織”是女性的生活狀態，織布、染衣、繡花，女性通過這一手藝形式表達了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具有豐富裝飾性的民族服飾是最有代表性的，譬如嫁衣和盛裝，一針一線中承載著豐富的情感。花瑤族的女性，通常四五歲就開始學習紡織，七八歲時學習挑花。她們以村莊附近種植的棉麻為材料，紡紗織布，哪怕干其他農活時也帶著挑花工具，休息時，三三兩兩坐在大石頭或大樹下挑花。農閑時，她們一邊聊天，一邊挑花，挑花成為勞動的調劑，融入了情感、創造力以及對于裝飾審美的體驗。這些在織造中傳承下來的紋樣、色彩和工藝，攜帶著民族的文化基因。民族服飾中大量的花邊紋樣構成了節日的盛裝，制式講究，成為族群內部認同的視覺符號，重要場合身著盛裝是對祖先文化的延續和集體身份的強調。因此，“女織”不僅是服飾和工藝，而是游走的文化，代表了一個地區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歷史。

在當代鄉村，這些手藝為鄉村振興創造了新的可能。譬如，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縣文坡村，侗族婦女粟田梅免費為鄉村女性培訓侗錦工藝，2008年，她創辦了“通道雄關侗錦坊”，免費培訓4000余人，村民年均增收超5000元，部分能手年收入突破3萬元。2016年，她創建“中國侗錦傳承基地”，吸引外出務工者返鄉，形成完整產業鏈，帶動了鄉村脫貧。粟田梅深知“使用即傳承”，她將蘆笙、鼓樓等侗族元素融入設計，與湖南大學合作開發文創產品，讓侗錦圍巾、抱枕走進現代生活。目前，文坡村全村有200多名婦女在農忙之余長期從事侗錦織造，成為遠近聞名的美麗鄉村。

甘肅的傳統民間工藝慶陽香包分布于慶陽市多個村落，如西峰區、慶城縣、寧縣等地，一度面臨產業人才短缺、生產效率低、產品設計陳舊、市場競爭力下降等困境。作為慶陽香包繡制省級傳承人的劉蘭芳，通過“公司+合作社+工坊+基地+互聯網”的模式，結合電商與直播帶貨，將慶陽香包遠銷至20多個國家和地區。她還關注青年與貧困群體的就業問題，幫助近百戶農村貧困家庭和200多名大學畢業生走上創業和就業之路。

近年爆火的“村T”也頗有代表性，當貴州地區的男女老少穿著民族服飾自信地走在鄉村的田野和都市的T臺上，他們發自內心的微笑背后展現的是內在精神的富足。

在豫東平原的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安嶺鎮，以民間地頭的高粱稈這一作物廢料孕育出了高粱畫。前湯樓村閆文軍父子以本地高粱稈為原料，巧妙利用其在不同生長階段的色澤變化（從淺黃到棕紅漸變），經種植、陰干、分色等10余道工序制作，將國畫意境、剪紙技法與烙畫表現力相融合，讓高粱畫這一催生于民間地頭的手工藝兼具歷史文化內涵與現代裝飾價值。閆玉虎說：“成熟度不同的高粱稈顏色是不一樣的，如果不是農民來對農作物樣式進行細微把握，很難做到如此精準，正因為如此，才賦予了每一幅高粱畫栩栩如生的質感和獨特的生命力。”

湖州市南潯區以“湖筆”“湖絲”“綾絹”等傳統手工技藝為支點，通過鄉鎮集群發展，形成了以“善璉湖筆”“輯里湖絲”“雙林綾絹”等為代表的地方工藝產業格局。譬如，善璉小鎮擁有相關經營主體400余家，制筆匠人2000余人，2024年湖筆產值達9.5億元，占全國市場30%，中高端市場占有率達60%，打造了湖筆文化節、書畫研學、文化街區等復合型文旅項目，成為“筆文化經濟圈”的核心區。四川省夾江縣馬村是“貢紙”“文闈卷紙”產地，原來“家家戶戶有作坊”，后來逐漸凋零。自2009年起，當地政府、新手藝人協同四川美術學院設計團隊共同探索紙文化、紙產業、紙旅游，形成了“三紙”融合下的紙鄉可持續發展之路，傳統技藝重新成為推動鄉村發展的重要力量，書畫紙年產量超15萬噸，占全國市場的60%，旅游年綜合收入達800萬元。

顯然，手工藝成了鄉村富民手段。在工業文明和現代設計的加持下，政府、企業、設計師、手工藝人、村民協作，民藝正成為一種新的文化資源和生產模式。當全球共同面對現代化“鄉村危機”之時，我國豐富的工藝資源、地方物產、大基數的人口和消費市場，或許會形成全球手工藝振興鄉村問題中一個新的中國方案。

（作者為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