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被技術理性與物質浪潮裹挾的時代，詩歌仿佛成為一座漂浮于喧囂之上的孤島，在形式主義的自我狂歡與精神高度的悄然塌陷之間搖擺不定。當同質化的表達湮沒個性，當“小我”的淺吟遮蔽時代濤聲，詩歌何為？詩魂何依？吳耿漁先生的詩集《唐古拉山與沱沱河》，恰似一脈源自青藏高原的澄澈活水，以其質樸而深沉的流淌，為可能陷入迷途的當代詩壇提供了極具啟示性的回應。

唐古拉山

這部詩集首先以其創作主體的獨特性構成一種詩學突圍。作者兼具企業家與詩人的雙重身份，打破了書齋寫作與自身經驗的界限，將大地行走的實踐性體察轉化為詩性觀照。這種“在場者”的視角，使吳耿漁先生的創作擺脫了職業詩人常困擾的技術迷思與話語慣性，重建了詩歌與生活、與山河、與時代的血肉聯系。他的詩句不是語言的空中樓閣，而是生命與大地碰撞的深沉回響。

在美學建構上，詩集展現出三重維度的融合與超越。其一，是以崇高意象系統重建詩歌的精神海拔。唐古拉山的巍峨與沱沱河的奔涌，不僅是地理意象，更是崇高的詩學隱喻——象征著對精神高度的不懈攀登與對源頭活水的虔誠堅守。在《唐古拉山與沱沱河》中，“胸懷巨愛，隨心起伏，外化為一座高山”將情感與山河融為一體，體現了一種超越個體生命的宏大胸懷，回應了當代文化中崇高感缺失的深刻焦慮。

其二，是以家國敘事與歷史意識激活詩歌的社會維度。詩人繼承自杜甫、陸游以來的憂患傳統，將個人感悟融入對民族命運的思考。如《祖國風雅頌》中，“橫掃五千年歲月的長風”與“沉積三萬載的塵土”等詩句，把個體情感投入歷史長河，形成與民族命運的深刻對話；《邊關月》中“霍去病丟棄的甲胄生了銹，漠北的烽火臺，已種滿牡丹”則通過歷史意象與現實景致的疊合，在蒼涼中注入生機，在厚重中透出希望，賦予邊塞詩以全新的時代內涵。

其三，是在古典語體與現代精神的融合中實現創造性轉化。《桃花吟》中“桃林十里映朝暉，似海繁花接紫微”秉承古典詩歌的意象系統和韻律美感，而“辭送寒冬迎春歸”則隱含對新時代的禮贊，使傳統意象煥發現代生機。詩人巧妙地將格律詩的形式之美與當代人對故鄉發展的真摯情感相結合，形成一種“接地氣”的高雅，實現了古典詩學傳統的當代轉化。

沱沱河

詩集的哲學價值在于它直指當代文化的核心焦慮：在物質豐裕的時代，如何重建精神價值？詩歌何以保持其超越性？吳耿漁的創作實踐表明，詩歌的尊嚴不在于語言迷宮的構建，而在于對世界的真誠感知；其力量不在于技巧的炫耀，而在于思想的重量與情感的純度。這種本真性寫作，正是對抗虛無主義與技術異化的詩意方案。

當然，作為非職業詩人的創作，某些詩作在藝術完美度上尚有提煉空間。但恰是這種略帶“笨拙”的真誠，反而凸顯了詩歌最本真的力量——它不是精致卻蒼白的工藝品，而是帶著生命溫度與時代印記的精神結晶。

十里桃花

《唐古拉山與沱沱河》這個標題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詩學宣言：詩歌既需要唐古拉山般的精神海拔，也需要沱沱河般的源頭活水；既要仰望星空的超越性，也要扎根大地的現實性。詩人的雙重身份在此達成辯證統一：企業家的務實精神與詩人的理想情懷，共同塑造了一種既腳踏實地又仰望星空的獨特視角。

這部詩集的價值超越了個體創作的范疇，它為當代詩歌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真正的詩歌創新必須建立在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基礎上，必須保持與時代生活的深刻互動，必須重建精神高度與社會關懷。在這個意義上，吳耿漁先生的實踐不僅是一次個人詩意的抒發，更是一次詩魂重鑄的文化嘗試。

當詩歌重新找到它的源頭活水，當創作重新連接時代脈搏，我們就有理由期待：在這片古老而又現代的土地上，必將生長出更多既承續傳統、又直面當代，既具個人風格、又蘊含人文關懷的壯麗詩篇。這正是《唐古拉山與沱沱河》帶給當代詩壇最珍貴的啟示。

胡碩堂

2025年9月13日於廣州天河

﹝胡碩堂：中國散文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廣州市作家協會理事、廣州市文學藝術研究會常務理事、廣州市天河區文聯副主席、天河區作家協會主席。﹞